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9/17页）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还必须承受所有出国者都会遭遇的“失语”的煎熬。因此，尽管在出国前张枣已经是外语硕士，但在到德国的最初三个月里，他不仅讲不出来话，而且连写信和写日记都感觉很困难，更不要说与人交流了。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惟一会讲的就是对人说“谢谢”、“对不起”之类的简单词语。为了排遣孤独，张枣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学习王阳明的格物，坐在樱桃树下观看天鹅等等。在那时候，去西德要经过香港。这是柏桦第一次出国，此前他毫无这方面的经验，也没乘过地铁，因而闹出了一堆令他印象深刻又哭笑不得笑话。关于这段经历，《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写的《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有生动的描述：

1986年9月13日，我从深圳罗湖去香港，有个人在香港的市中心等我，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只是约好了一个地方。我先是在深圳海关办了一上午的手续，过了罗湖桥我找不到香港了。

我以为到香港至少得像到了一个单位一样，有个门槛或者一个标牌，上面大书“香港”两个字，但是我跟着人群走，只发现在深圳这边还井然有序的人到了某一个点就像约定俗成一般变得纷乱起来，欢快起来。我想：“什么时候才能到香港啊？”

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很多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关卡里，然后走过去，其实就是地铁票。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到很多人这么走过去，偶尔也看到人跳过去……我活活看了两个小时之久，也不敢问人家。

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想：“可能这样过去之后就到了香港。”其实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等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别人跳了过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个弯，看到地铁。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我问别人到某某地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说你坐上地铁走就行了。后来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个人吓坏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让他等了一天。我说我找不到香港在哪。

张枣不像某些作家，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创作经过、生活琐事甚至饮食习惯，吃喝拉撒都能变成一篇随笔；也很少见到记者去采访张枣。毕竟，作为诗人的张枣只是在圈子里享有崇高的名声，在普通读者心目中，他的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诗人深入。因此，除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很少能了解到关于张枣出国后的生活和创作细节。

当然，也不能责怪读者和媒体的薄情，“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除了因为生性散淡，其作品不易理解也是一个原因。而媒体需要的是能够炒作的新闻点，这样一来，对张枣这样潜心写作的诗人的关注自然不会太多。

我读到的对张枣的生活最为详细的介绍，已经是在张枣去世后的第三天（2009年3月11日）的事情了。北岛在“今天论坛”上发表了短文《悲情往事》，文章忆及了20多年来与张枣的多次交往，并谈及了张枣在国外的生活情况：

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个月，我专程去张枣就读的特里尔大学，他在那儿读博士。他非常孤独，我也是，我们同病相怜。《今天》在海外复刊不久，我请他担任诗歌编辑，他前后编了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诗人和新手的诗作都是经过他发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没。

《今天》的另一位诗歌编辑是宋琳，住巴黎，而我先住丹麦，然后是荷兰，离得都不远。常常聚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到特里尔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别墅开编务会。德国女主人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在磨坊还见到一对教声乐的俄国夫妇，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红酒，大唱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们夫妇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