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8/17页）

张枣静静地倾听着朋友的倾诉，不久后，就重新构思，写出了这首《灯心绒幸福的舞蹈》。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一诗在80年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叙述方式直到今天都仍被诗人们广泛运用。199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总结80年代文学成果而出版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诗歌卷的就以《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命名。这本书收录了“朦胧诗”以后具有广泛影响的37个青年诗人的作品，为世人了解“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创作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它的出版日期要比《后朦胧诗全集》早整整一年，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这样一本书，能选中《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作为书名，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五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可以勾勒出张枣1986年以来的简要行迹——1986年，张枣到西德后，边工作边攻读特里尔大学的文哲博士学位（而在《诗歌报》“86大展”的张枣简介上，写的是“在西德茨威堡大学汉学系任教”，不知何故）；1996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的张枣到图宾根大学任教；2006年11月回国，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并仍然兼任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在国外多年，张枣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过许多外国诗人的作品，还主编过一本德汉双语词典。

张枣出国的目的表面上很简单，那就是：出国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使自己见识更广阔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想让自己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我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帝国汉语。当时我学的是英语，我觉得远远不够承担这个任务，而且英语某种意义上让汉语变得更加庸俗，因为汉语依赖英语太多。如果选择去德国，我就可以学到另一门语言，那时候我才21岁，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去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当时我的反思意识告诉我，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因为一个诗人是去发明一种母语，这种发明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地方性，因为母语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所以它必须包含一种冒险，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那里。”（《“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

在张枣看来，出国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失去朋友。因为那段时间与四川诗人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自己的写作进步神速：“我每时每刻的写作进步，与朋友和知音的激发、及时回馈非常有关系。那时，我们刚写完一首诗，甚至就可以坐火车连夜到另外一个地方确认这首诗的好坏。出国就意味着失去这种东西。那时都传说国外非常孤独，而孤独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就是失去掌声，这对我来说非常可怕。所以，临走时我写了一首《刺客之歌》，表达了当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柏桦钟鸣一直都很喜欢这首诗。”

考虑过出国对创作的影响，却对出国后会生活的难度估计不足。到国外以后，张枣才知道日子的艰难，原本头上戴着的“著名诗人”的光环蓦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你是名人，更不会有崇拜者；你的一举一动也没有人像国内那么在乎。这种巨大的反差，用张枣的话说，是“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在80年代末给陈东东的信中，张枣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国外的处境：“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不过这是一个美丽的科学的国家，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做。做老实人做老实事真要命。我竟然开始脱头发了，前几天才发现，无意中一摸脑袋，哗啦啦掉下一大片。令我心惊肉跳！”“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不过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在信里，张枣说他计划在国外呆三五年就回来，然后去成都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巴黎公社”。因为“我认定本世纪末中国的诗人艺术家应重点聚在一个城市”。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