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第22/23页）

批评界也如此，在大量对柏桦的论述中，除了程光炜、凌越、敬文东等人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我没有读到过更多具有新意的论调。文人们多是互相重复，甚至自相重复，一本“专著”读完，好像是对另一本的“复习”。而且毫无创见之作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出版，这在中国永远都不是值得吃惊的事情。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评论家在其号称“以雄健的理论思辨功力，集历史宏观把握与艺术微观透视于一体，其阐释高屋建瓴而又生动精辟”的著作中论及柏桦诗歌，不仅缺乏新颖的见地，还避重就轻，津津乐道柏桦当年的某些未经考证的“花边新闻”。这个评论家在同一本书中谈及诗人钟鸣，竟一会儿“钟鸣”，一会儿“钟明”，令人怀疑他是否真像其著作里所表白的那样认识而且研究过钟鸣。起初我以为那是一时笔误，但我在翻阅其另一本著作时，发现他仍然写成了“钟明”。这部著作获得了一个据说是“取法于诺贝尔奖”的华语文学大奖，尽管我也阅读过并有所启发，但与诗歌相关的这两处瑕疵，仍无法不令我的好感大打折扣。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某次会议的间隙，一个批评家颇有些居高临下和我谈起了柏桦，说：“柏桦这个笔名取得太好了，琅琅上口。柏桦有今天这样的影响，他这个笔名也有一份功劳。”“柏桦”是笔名还是原名？这倒令我糊涂了，我自信对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状况还算有一些心得，但所接触到柏桦的大量资料，从没有发现柏桦的原名啊。于是我问那个自认为一切皆在掌握的评论家柏桦的原名叫什么？他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原本还记得的，今天突然忘记了。

我给柏桦去信询问。很快，柏桦给我回信：“我从小就是这个名字。”柏桦说，其实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同名的太多，但他当时也取不出什么更好的笔名，于是就拿原名当笔名了。

看到柏桦的回信，又想起了那个“一切尽在掌握”的评论家，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有些滑稽。

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两个柏桦”事件。2010年元月，某报刊登了拙著《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的出版消息，我注意到，在那篇报道中，记者竟然给为我作序的柏桦加上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前缀——“当代少数民族著名女诗人”。柏桦怎么就成了少数民族？而且还是女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云南省有个女诗人也叫柏桦，而且她正好是少数民族。而这个记者，误以为中国只有一个柏桦，而且是云南的“少数民族著名女诗人柏桦”，这一画蛇添足又适得其反的做法就无法不令人啼笑皆非了。

“粗心”的记者并不鲜见。因为柏桦曾经应邀参加过某次著名的诗歌节，出于查找资料的需要，我到网上搜索相关资料，竟然无意中发现，沪上一家颇有影响的文化生活类刊物对该诗歌节的报道，竟然“采访”过我。我没有参加过该诗歌节，也没有对该活动以及参加活动的诗人进行过评价。可是在那个记者的报道中，我几年前撰写的诗歌随笔却成了我接受采访时亲口对他说的内容，——报道中甚至写着“著名诗人刘春对本刊记者表示”云云。这种无中生有和移花接木的功夫令人惊奇。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与前一个记者相比，他至少没有对我进行变性手术。

还有更荒谬的——有的评论家和“准评论家”因为有一段时间柏桦作品量日渐减少而将其定义为80年代诗人，进不了90年代，似乎这个评论家拥有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时间之外的特权。诗歌写作可以如此粗暴地区分吗？用十年二十年之类的时间长度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柏桦早就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