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者与写作（第14/15页）

这其中确实有隔离，但更多的却是肉体上而非精神上的。好几年前，安妮·弗兰克的父亲按照约定跟我在巴黎的洲际酒店见面，我们一起谈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将他女儿的日记改编成剧本。他也给了我那本书——我之前并没有读过。但是，当我读那本书时，我感到很烦躁，浑身不舒服，我必须告诉他，在这种状况下，我是没有办法改编剧本的。

悖论是一条交流的线索，因为那些“否”往往导向“是”。尼采有次给柯西玛·瓦格纳写信：“哪怕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懂我也好！”柯西玛懂他。数年之后，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对尼采误读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哲学体系。吊诡之处在于，像尼采这般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像瓦格纳[129]这般伟大的音乐家，却对本世纪这个世界所遭受的苦难贡献巨大。一个蠢人的片面理解乃是扭曲且主观的理解，并且，正是在此种理解之下，尼采的哲学、理查德·瓦格纳的创造成了希特勒那情感诉求的中流砥柱，并以此诉诸广大德国民众。他有能力将伟大的理念歪曲为他那个时代的绝望——这是我们必须去牢记的、真真切切的绝望。

当有人问我谁影响了我的创作时，我列出奥尼尔[130]、俄国作家、福克纳、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看起来似乎写得惜墨如金[131]，但这是所有时代中写得最为费力的书之一，也是作者最为深思熟虑的书之一。《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生活的那个世纪真实声音的集合体，是他那个时代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抗争。在福楼拜那清澈无瑕的优雅之中，仿佛文字直接从笔管里涌出，根本无需经过思考这一环。这也是他第一次作为一名作家来面对他的真实。

只有借助想象与真实，你才能知道一篇小说所需要的东西。单就现实而言，对我来说一直都不怎么重要。一位老师曾经说过，一个人只应该去写他自己家的后院。对于这一点，我猜她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去写他最为熟悉的东西。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比一个人自己的想象更加熟悉的呢？想象力以悟性来组合记忆，以梦境来排列现实。

人们问我为什么不常常回南方。其实，南方对我而言是一种十分情绪化的体验，充满了我童年时光的全部回忆。当我回到南方时，总会陷入变化之中，于是，到乔治亚州的哥伦布市，便会唤起那些爱恨情仇。我书中的背景，或许总是设置在南方，而南方永远都是我的故乡。我爱黑人们说话的腔调——像是一条条的泥浆河。我感觉到，当我真的前往南方短期旅行时，凭借我自身的记忆以及报上的文章，我仍旧拥有属于我自己的现实。

很多作者发现，描写童年时代所不知道的新环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来自童年时代的声音音调很真实。还有那些树叶——童年的树丛——回忆起来更为清晰。当我描写不是南方的某个地方时，我会犹豫这里的鲜花什么时候绽放，以及会有哪些种类的花。除非角色是南方人，否则我几乎不让他们开口说话。沃尔夫写的布鲁克林宛若神来之笔，但更精彩的是南方人的腔调以及他们说话的方式。对于南方作家而言，这些都相当真切，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树叶，而是他们的整个文化——家园中的家园。不论政局如何，不论一位南方作家的自由主义程度或者非自由主义程度如何，他仍旧是跟这种关于语言、乡音、树叶和记忆的奇异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

很少有南方作家确实是世界性的。当福克纳在写作关于英国皇家空军[132]和法国的主题时，他便总是令人觉得难以信服——而对于他关于约克纳帕塔法郡[133]乡间的每处描写，我却都心服口服。确实，对我而言，《喧哗与骚动》大概是最好的美国小说了。它真实、恢宏，并且最重要的是，它自真实与幻梦的枝干上，如神赐般地融合为一种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