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我们每人一具尸体_2011年夏末（第8/30页）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这是你油腔滑调、敷衍了事的回答。这个回答不完全是真话。你并不是从小就想当作家，而是自从十一岁被母亲遗弃后才有这个念头，因为母亲出走前你的生活已经陌生得像一场梦，事实上或许本来就是。那一天可以说是你的重生日。

这种话你当然不会对老师说。这种话被你藏在心里，那是一道极深的伤口，只能用有关你的每一件真实的事物填满夯实，于是就没有真实的事物留在外面了。尤其是你母亲消失的那天清晨，塞在伤口的最深处，母亲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你说你想当作家，母亲微笑，亲吻你的额头，说无论你写什么她都会读。因此，当作家就成了你和母亲之间的唯一联系通道，一条单向的通道，就像祈祷。你心想，假如你能写出非常了不起的作品，母亲读到之后，根据某些离奇的微积分算法，就会向她证明她不该离开。证明你足够好，她应该留下。

但问题在于，你写出来的东西达不到那个品质，甚至差得很远。尽管接受了全套训练，你依然缺少某种难以捉摸的要素。

“真实。”年终会谈时，你的导师建议道，你当时被叫到这间办公室来，因为你在毕业前还有一篇小说要写，导师孤注一掷地想让你明白你必须“写一些真实的东西”。

“但我写的是虚构小说啊。”你说。

“我不在乎你管它叫什么，”导师说，“总之你写点真实的东西。”

于是，你写了你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真实事件中的一件。这个短篇里有一对孪生姐弟，住在芝加哥市郊一个有铁门的高级社区里。姐姐是小提琴神童。弟弟爱惹麻烦。他们紧张地坐在餐桌前，接受股票经纪人父亲专横视线的检阅，饭后去夜色下冒险，给邻居家的按摩浴缸慢性下毒，邻居是他们上的精英私立学校的校长。下毒的手法很简单：大量杀虫剂。但解释呢？弟弟为何要给校长下毒？校长做了什么事情，招致了这样的报复？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但很难写出来。

线索在几年前就拼了起来。你终于连接起了十一岁时无法连接上的那些散点。毕晓普为什么知道他那个年龄不该知道的事情，与性有关的事情。例如你们在池塘边度过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准确地用性交姿势贴在你身上——他为什么会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该那么做？他为什么会想到用色诱校长来逃过打板子？他那些色情物品，那些恶心的宝丽来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会是个行动派？会变成校园霸王？会被精英学校开除？喜欢杀害小动物？给校长下毒？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早晨你走向学校，脑子里根本没有在想和毕晓普或那个死去的校长沾边的任何事情，但所有要点同时涌入脑海，就像神启一样，就好像大脑一直在偷偷地拼合碎片，你忽然醒悟了过来：毕晓普受过性侵，被猥亵。毫无疑问，这就是真相。凶手就是校长。

负罪感汹涌而来，猛烈得让你几乎站不稳。你一屁股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头晕目眩，瞠目结舌，错过了上午的前三节课。你觉得你就在草坪上被炸成了碎片。

你怎么会没有看出来？你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小小戏剧里：你对贝萨妮的迷恋，为她在购物中心挑选礼物，当时仿佛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难题，你沉溺其中，没有看见就在眼前上演的悲剧。这是感知力和同理心的巨大失误。

也许这就是你最终决定把它写出来的原因。在你写双胞胎的短篇小说里，你在学校里写的最后一篇小说里，你描述了校长如何性虐弟弟。你没有闪烁其词，也没有逃避。你写出了你想象中的事件经过。你写得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