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父亲（第2/9页）

她害怕自己会让这样一个男人失望，这个狂热、清高、严格的男人，也害怕他会待她如粪土一样，但这种害怕从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果子喜欢粪土。在他眼里，泥土、大地和庄稼是他和她之间的浪漫。如果有一个农场，他说，就可以做我们的基地了。克里斯廷也同意。不过事态变化迅速，钱（筹来的、骗来的、敲诈来的）需要用在别的更紧急的事情上。

全国上下到处都有沉睡的街区需要唤醒，到处都有麻木的年轻人需要关注。山地靴在游行时穿得越来越合脚，背包在静坐时让她倚靠。火热的兴奋感与目标鼓舞了她；克里斯廷的小虚荣变成了种族合法性，她行动力的天赋变成了勇气。现在她已经不记得那些争吵了：众多告密者，脏钱，是随机行动还是长远计划，是地下活动还是利用媒体。他们一伙有十七个人——十一个黑人，六个白人，是提尔案（即艾米特· 提尔一案，见113 页注释②。同年进行的审判中，两位被告被判决无罪。）之后成立的秘密组织。独立，自治，只有在评估过某一行动具有足够影响后才和其他组织合作。她热爱这份工作，喜欢这种严肃的感觉，并且全然委身于果子。和他在一起，她不再是碍事的人，她是自己人。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多余的情妇，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被忽视的孙女，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她是有价值的。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深植下的急切意识到一九六五年开了花，在一九六八年愤怒地成熟了。到了一九七○年，被一系列葬礼搞得元气大伤后，在她眼里活动已经衰弱了。妮娜·西蒙（妮娜· 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黑人女歌手，作曲家，民权运动期间创作了大量反映黑人不平等境遇的歌曲。）延缓了结束的步调。那声音让女性的降服变得重要，用浪漫磨钝了罪行。因此当结束来临时，倒显得难以辨认。轻轻地，静静地，无关紧要地冲一下马桶。又一次例行堕胎，七次中的最后一次。她站起来，扳了一下手柄，转身去看那旋涡。在那里，一团模糊的红色血块中，她觉得她看见了一个轮廓。不到一秒的时间里，那断无可能的形象浮了上来。克里斯廷洗了澡，回到床上。她向来对堕胎无动于衷，觉得那让约束她的链条又少了一环。况且她不想做母亲，永远不想。此外，没有人阻止她，也没有人建议她做别的选择——革命需要的是男人，不是父亲。因此这第七次的干预一点都没让她苦恼。尽管她觉得红如覆盆子的一团中那未出世的眼睛是她想象出来的，可她偶尔还是会想，那如此安静而好奇地向上看着她的会是谁。最古怪的时候——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和一个因为孩子死在枪下而哭泣的母亲在一起；或是给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发矿泉水和葡萄干——那只模糊的眼睛又在那里了，安然盘踞在满是警察与眼泪的混乱中。她如果再仔细一点，也许可以拖延，甚至阻止，那真正的结束。但是她爷爷死了。果子劝她回去参加葬礼（家人终归是家人，他微笑着说，即使他们是政治白痴）。克里斯廷犹豫了。回去的话她就要遇见杀气腾腾的留心，她母亲也会和她继续争论政治，就像她们时断时续在电话中那样尖叫着互相指责：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安静了三百年还不够吗？我们会失去一切的！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砰！！！！挂了。

他死了。那个恶心的人，他让她知道了什么是龌龊，还怪在她头上。

他死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把大权交给自己的玩伴。

他死了。嗯，挺好。她要去看看他留下的残局。

如今没有什么在注视她了。那只公正客观的眼睛早已远去，一如那个背包和那双山地靴。此刻她迫切需要那双靴子，如果她想阻止那条蛇还有她的爪牙，不让她们毁掉她生活的平静。那两个人，留心和朱妮尔，不在家里。车库是空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除了作恶，没有什么能让留心踏出房间。而且还是在夜里？只有一个地方她会感兴趣——酒店。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耽误了，尽管她得一路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