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9/9页）

爷爷不是爱说话的人。他知道一些事情可笑，一直都知道，但这些感觉他从不和人说。从少年时，他就寄居他人住所，就养成寡言的习惯，战时紧张更学会观察世事，就像他持续几十年的胃痛，始终侵扰，却始终压在肚子里。他一直认为没有任何手段能知道其他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哪怕是滔滔不绝的对天指地的自白。沉默是不自由，也是最后的自由。

爷爷平时喜欢叉着手坐在里屋，眼睛望着天空，像在思考，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交给奶奶打理，爷爷只在报纸上用圆珠笔画下想看的节目，戏曲和乒乓球，按时按点打开电视，其他的时间里，更像一尊无欲无求的雕像，似乎外界发生的一切新鲜和运动都与己无关。然而这种无关只是表面上的，世界上发生的所有运动，最终都存在于爷爷心里。

爷爷奶奶是大风浪里幸存下来的树叶，最终相依为命度过孤独的晚年，平静却也寂寥。奶奶偶尔讲起过去的事，讲起太原战役中的逃难，那时她十五岁，还不认识爷爷，她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女人，抗战后流落进城，给国军军官太太洗衣做饭。炮轰太原城的时候，奶奶亲眼见到炮弹掉落在眼前，将地板炸出大洞，弹片飞溅到她旁边人的身体里，那人扑倒在地。奶奶跟着她母亲逃入山林子，在人群中丢掉了一只鞋子，光着脚踏过干裂粗糙的松枝，吓得瑟瑟发抖，脚上流血，都感觉不到疼痛。事后过了很多年，奶奶对风起云涌的时事基本上已经分辨不清，但仍然记得那只山林子里掉落的鞋子。她是幸存者。这是这几十年她对过往岁月的最深印象。

后来，工作了半年有余，我对爷爷的问题渐渐摸出了门道。所有数字都包含人的操作，最终呈报的数字，是所有人都满意了的数字。企业上报的数字是精心设计的，要和税务局的数字相合，企业想少缴税，因而倾向于瞒报少报。然而政府总是希望企业多报，这样才能有政绩，市里开会按 GDP增长给区长排座位，GDP增长率不好的区长要坐到边角柱子后面，因而区领导总是让统计局给最大的企业打电话，询问他们产量为何下降，为何没有超额增长。这样两种力的平衡会达到一个折中的数字，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至于是不是接近真实就说不清了。企业几套报表也说不好哪套是真实。区里得到了数字还要调整，很可能为了光荣虚报一些，也可能瞒报一些，以免第一年增长太快，第二年增速就慢了。各个区都有虚报，市里也知道，最后会统一下调，然后到省里、到中央再逐级向下调整。最后是许多层凭人力和经验的上下调节，达到了各方满意的数字，让每一年恰好达标，总比计划高那么一点点，显示计划的英明。数字确实是从现实来的，不是凭空捏造，但已经经过几重哈哈镜的反射，形状变幻不定了。现实迎合了计划，计划就总是英明。

这些事我是到后来才知道。爷爷没再问，我也不知道怎样给爷爷解释。许多事情都这样奇怪，所有人都知道包装的结果不够真实，有浮夸的表面，但是没有人介意。人人都知道，以至于人人都默许了。为了位置上的保全，放弃了探究的自由。只有电视里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铁桥公路激励着每一双亢奋的眼睛。

当火车飞奔，谁在乎速度表上的数字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