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26/88页）

在少年时期，我对D. H. 劳伦斯非常着迷，远超其他作家。我热爱他的照片完全和我热衷他的作品一样，可能前者更甚于后者。我最喜爱的是劳伦斯在三十好几岁时（我猜）的一张低头侧影。多年来那就是我的全部：一张劳伦斯的照片。然后我得知，劳伦斯自己说过，“这是一张爱德华·韦斯顿拍摄的照片”。不过等我认识到此人的存在，爱德华·韦斯顿已拍摄了许多极好的照片，其在摄影史上的重要性堪比劳伦斯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我还了解一些这张劳伦斯照片拍摄时的情景。

1923年，韦斯顿抛开妻子和四个儿子中的三个，携情人，意大利演员、模特蒂娜·曼多蒂及长子钱德勒去了墨西哥。等到劳伦斯和妻子弗丽达在1924年11月途经墨西哥城时，韦斯顿和曼多蒂已成立摄影工作室，并成为该城的艺术中心。双方共同的朋友路易斯·昆塔尼拉（Luis Quintanilla）带劳伦斯拜访韦斯顿，摄影师和这位英国作家很是投缘。几天后劳伦斯返回工作室拍了肖像照。双方接触时间非常短暂，“太短了，”韦斯顿认为，“两人都只能相互观察表面，无法为肖像照做好模特。”韦斯顿对拍摄结果很是失望，“技术上未达标”，但劳伦斯写信来说他“非常”喜欢收到的两张照片。他对此印象如此之好，以至于敦促昆塔尼拉写了一篇有关墨西哥、韦斯顿及他本人的文章给《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以扩大摄影师的名声。

这倒并没有使劳伦斯更倾向于广义上的摄影。

第二年回到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劳伦斯写了一篇文章，《艺术和道德》，对“我们已经形成的将一切形象化的习惯”嗤之以鼻。“随着视觉趋向于柯达，”劳伦斯断言，“人们的思想发展趋向于快照。原始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总是一半在蒙昧的黑暗中。但我们已学会观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柯达式自我概念”。激动之下，劳伦斯开始了他典型的滔滔不绝的直觉分析并预言道：

起初，甚至在古埃及，人们也还未学会看清楚。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不清楚身在何处，他们是谁。像是在暗室中的人们，他们只能通过黑暗中的其他生物感受到自己存在感的剧增。

然而，当太阳照见我们时，我们逐渐学会看清自己是谁。柯达能证明。我们见“全视眼”所见，我们具备全球视野。我们就是人们所见：每个人拥有自我身份，一个孤立的绝对者，和孤立的绝对者的世界相连。一张照片！通用胶卷中的柯达快照……将自我的确证与自己的视觉图像等同起来成为一种本能；这早已习以为常。我照片上所见的我就是我。

韦斯顿同意劳伦斯对于快照文化的恐惧，同时他也骄傲地置身事外。虽然他为生计被迫拍些商业肖像（他对此很鄙视），但当进行严肃的人像摄影时，韦斯顿如阿维顿般强调摄影师和其对象之间的紧密关系。差别在于在阿维顿时代自我形象的省略是不可抗拒的已然确立的事实，无法脱离也没有其他选择。实际上他的作品以此为依据（阿维顿“拍摄思想”的能力可能是此环境下的额外收获）。相反，韦斯顿作品一方面是对劳伦斯的预言式论断的共同否定（或至少是不使它迫近），另一方面也是在特定情况下确定所见到的你就是你。

在几年后的1930年，韦斯顿在这方面又热衷起来，那是在与雕塑师裘·戴维森（Jo Davidson）热烈地会晤之后。（同年的3月，后者在劳伦斯临死前几天为其做了黏土头像。）韦斯顿几乎要忍住在“戴维森脸上吐痰”的冲动，争辩说“摄影的巨大困难就在于模特展现、摄影师领悟和照相机就绪的必要一致。但等到这些因素完全相符时，摄影又在与其他媒介的肖像，如雕塑或油画的比较中显得冰冷而无生气”。(15)用劳伦斯读者熟悉的话讲，韦斯顿相信“克服限制相机的技术难题……在于其巨大的力量。当完全自发的联合完成后，人类记录即生命的本质便显露出来”。到1932年，他进一步完善其信念：照片“不是阐释，不是对自然原貌的偏见，而是一种展现——对事实重要性的绝对、客观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