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4/10页）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视明辰，捶着讲台吼叫：“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你是马克·吐温？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他慢慢转过头来，瞪着台下的学生。

我们笑得更欢了。方教授宣布散会，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挂着一根白色的棉线头。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和气勤勉的老师了，倒仿佛是个当了一辈子高级干部的官老爷。实际上，除去他这个新出炉的英语系副主任，他只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地区桥牌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有二十来个会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党。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我表示持保留意见。可是我只是学生党员的代表，在党支部里不占多数。我一直怀疑他过去帮助关心我是因为我是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在党支部会上有赞成他或反对他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他到宿舍来给我补课，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将来讨论他入党的时候他就多了一票。这个人多么有心计啊！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别的党员透露我的疑问。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虑，并且给了我很大震动。第二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方先生的眼中钉张明辰被分配到双鸭山的煤矿里工作。他是当年我们系里分配得最差的一个毕业生。毕业聚餐的时候，明辰喝醉了，扬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掀开衣襟露出腰带上别的一把牛骨头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块钱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买的。我赶忙看看系领导吃饭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没来参加聚餐，要不然肯定会让明辰给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赶紧把那把大刀子藏起来，要是给他带在身上非惹出娄子不可。也难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拼命，两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经放出话来要和他散伙。她被分配在沈阳的一所军校里当英语教员，明辰认为她的变心也是方先生报复他的结果。

我自己的运气不错，考上了哈尔滨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我因为不参加毕业分配，方先生也就没法惩罚我。要不然我也会落个像明辰一样的下场。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投了反对票。另外，他一定以为是我策划了两年前的罢课。

我虽然在哈尔滨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对于母校外语系这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未婚妻在这里毕业后留校教日语。

方先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创办了一份叫作《叙事技巧》的学术杂志。我想您也许看过这本刊物，因为在那几年它一直保持着九万份的发行量，在青年读者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很受欢迎。方先生在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专院校里都讲过课，主题是“西方文学中最先进的叙事技巧—意识流”。他甚至自己还写小说，其中有一个讲三角恋爱悲剧的短篇小说《雨山之南》还在省里的一个比赛中获了奖，编选进好几个小说集子。公平地讲，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说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种原始的激情和农民式的狡诈，这在学者写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常想，如果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也许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时间编辑这本杂志，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也就没有趁几个短篇的成功而趁热打铁地多写一些小说。也许他缺乏艺术眼光，也许他误以为自己干啥都行，他只满足于比他的同事们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暂的虚名之中。他没有走那些大师的路子—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一部志在创新开拓从而改写小说史的文学名著。他没有才力写这样一本书，只是埋头于鼓捣那些小玩意儿、小摆设。一句话，虽然他是老树新花，但是从没有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