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3/10页）

我没吱声。

“好好想想吧。明儿见。”他说完提着那个笨重的录音机走出去，压得他的腿都有点弯。

他的话确实有点打动我。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系的毕业生将来能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到外国去，这是多么风光的工作。一想到我将来能出国开眼界，我心里就升起了一线希望。现在我想改换专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为啥不把英语学好？将来还可以出人头地。我耽误的功课还不太多，要赶上还来得及。

方先生第三天晚上到我们宿舍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身体已经全好了，明天就去上课。

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用功的学生。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爬起来，在宿舍的楼道和门厅里来回走动（冬天待在楼外面太冷），大声朗读课文，背诵单词、习语、短句和句型。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比我起得更早，还有人嫌每天晚上回宿舍睡觉太耽误时间，干脆就在教室黑板下面的长台阶上和衣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只是隔一天才回宿舍睡个囫囵觉。表面看起来，我们拼命学习是珍惜上大学的宝贵机会，这是我们大多数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系里几次表扬了我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但是同学们心里都清楚，大家是在较劲比赛，因为谁的分数好将来毕业时就能分配到好工作。我因为练习英语发音太刻苦，使坏了嗓子，每天都要吃止疼片。

方先生很快就升为教授。令学生失望的是，他不再教课了。当时系里只有两个副教授，方先生是其中一个。他在学生和年轻教师中很受尊重，因为他经常教大家跳交际舞和探戈。每到星期四下午，外语系的一些老师就举行舞会，我们这些学生只有从锁孔里，或者从半掩的门缝里向舞场瞥几眼。方先生一直是我们系里最优秀的男舞者。他本来肚子并不凸出，但是在舞场上他就会挺起腹部，像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那样翩翩起舞，而且这样他还可以更紧地贴住他的舞伴。我们对他的风度羡慕得不得了，认为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在系里举行的外国文学讨论年会上，他宣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述的课题是《丧钟为谁而鸣》，让我们大开眼界。后来这篇文章还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海明威这个名字。

我念本科的四年一直没有从低级班跳出来，我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心情因此十分郁闷。我们这些低级班的同学还搞了一次罢课，要求重新按照成绩分班。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低级班中的许多同学已经跟了上来，英语程度并不比一些高级班的人差。高级班一直是由英国或加拿大老师来教的，我们低级班却从来没有一个高鼻子的洋人教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口语水平当然可怜了。系里拒绝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为了防止再来一次罢课，刚升为系副主任的方教授同意和我们对话。于是，我们集结在一间教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这种把学生分成四等的制度应该保持下去。他的理由是：系里只能雇一个外国专家，所以要留给最好的学生。他还讲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大道理。我们并不是反对这种精英教学方法，只是抗议高级班成员的终身制。

我们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先生后来耐不住性子，脸变成猪肝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重，把手一挥宣布说：“不行，我们要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如果高级班的学生三天两头地换，谁还能教这样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长着水蛇腰、弯弯眼和卧蚕眉的张明辰是三班的班长。他站起来微笑着说：“方教授，您这话不是很可笑吗？您让我们觉着自己跟痴呆儿一样。为啥我们就得永远当二等公民？为啥我们就不能发展了？就拿您来说—您不是每年也得长点个儿，加点分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