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8/18页）

在论书画方面，苏东坡也很有卓见，其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他将诗、书、画、金石溶于一炉，在其意到笔不到的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以自娱的写意宗旨引导下，文人中必然会形成一个笔墨丹青世界里争奇斗胜的写意画局面。

绘画在书法创作中究竟起多大作用，恐怕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但二者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书法与绘画都是在传统的美学思想、审美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视觉艺术。一个具象一个抽象，其格调品第相通。绘画要求的形神、意识同书法的要求是一致的。绘画强调的对立统一，中和之美也是书法的创作与审美取向。绘画的创作讲求墨法、水法、笔法、章法，书法也同样讲求这些，所以说绘画在书法中的表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诗为画提供了精神与气韵的情调，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方面，王维和苏东坡都是集大成者。

◎残枝怪鸟画人生

中国古代绘画中无论是萧瑟的荒江、丛山中的苦旅，还是春光中的飞鸟、危崖上的雏鹰，只要是传世佳品，都会包藏着深厚的人生意识。贝多芬的交响曲，都是人生交响曲。

——《艺术创造论》

一直觉得朱耷有些神秘，了解多了，便觉得他有些传奇，他的神秘和传奇总是让人无限遐想，古今作家也不止一次以他为题材进行创作。他的神秘与传奇主要表现在他的身世和画作上。

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生于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字法崛，号刀庵、个山、雪个、驴屋、灌园老人、八大山人等，一生所用名号多达五十多个，其中，以“八大山人”的名声最为显著。朱耷天赋极高，自幼受祖辈的艺术教养，八岁能写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十九岁时，清兵入关，他遭受到国亡家破之痛，忧伤悲愤无处发泄，由口吃而佯作哑子；后又隐姓埋名，削发为僧，过了十三年的僧侣生活，与原济（石涛）、髡残、弘仁合称“清初四高僧”，为四僧之冠。还俗后不久，在江西南昌修建青云谱道院，韬光养晦，取名朱道明，字良月，号破云者，这些名号都寓有怀念明王朝的含义。

余秋雨先生在《绝境回来》中曾提及“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了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由于朱耷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作为明皇室后裔，悲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同时，这也造就了他沉郁、孤独、怪癫的个性，加上当时政治上的高压，朱耷只能潜心于艺事，并在艺事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最终成为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画家。

朱耷的画经常以一些残枝、怪石、怪鸟、丑鱼为内容，遗世独立，孤高冷峻。呈现出一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动物入其画中，常常白眼向上。如此绘画风格虽然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啧啧称赞，却总会给人一种冷漠和虚寂之感，似乎天地都在沉沦，那画作中传递的傲气给人心灵以震撼。余秋雨先生对朱耷的画有其特有的评价，他认为“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是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余秋雨先生看中的正是朱耷那体现在绘画中的强悍的个体生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