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13/14页）

27 萧功秦从其一贯的立场，对这一相同的现象给出了另外的解释．他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化，及其与保守主义的合流，导致了思想界的分化，因而出现了三种立场：（1）强调秩序价值的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与自由派右翼；（2）强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以民主制衡腐败的自由主义中间派；（3）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平等和公平为核心价值，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甚至重新发现了“文革”价值的新左派。见其《新左派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

28 例如，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潮流来观察时代的风气，历史学家则注意从历史角度来讨论中国社会的问题渊源，特别容易注意到历史残存和延续问题。

29 白杰明（Geromie R.Barm）在《赤字：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o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把对1990年代中国的观察，借用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东欧的分析，称为“丝绒牢笼”，和我的说法很接近，但是我不能同意他对处于“丝绒牢笼”的知识分子的过激批评，需要对这种无奈的境遇与状况有同情之了解。

30 参看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中国思想史叙述脉络的形成》，《文史哲》2006年第3期。

31 1991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文章，强调“爱国主义”是一种新的凝聚力量，并承认“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少，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有人更指出，近30年来的民族主义，被冠以“爱国主义”名义并受到官方自觉支持是在1989年以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者教授S的谈话录》，并以编辑部名义盛赞“爱国主义立场”开始的。这可备一说，见黄煌、李金铨《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媒体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0期，2003年6月，第57页。

32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和杨振宁领衔发布的《甲申文化宣言》，强调“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仁、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载2004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

33 比如蒋庆、盛洪、陈明、康晓光等，他们有的提倡“制度化儒学”，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为万世开太平”，有的甚至认为应当把“儒学”作为中国的宗教。

34 这份上书中说，中国处在很危急的时刻，“一个时期以来，一批‘精英学者’主要宜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成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推行‘私有化’的有力助手。但随着私有化和贫畜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凸现，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35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何新，他在2006年一份据称已经上报高层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见其《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引自兴华论坛：http ://bbs.1911.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