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11/14页）

2008年12月18日于上海草成

2009年4月17日于上海修订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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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这次风波的百篇文章，参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长江出版社，2000。

2 原本，在中国大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机构就有很多，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以经学思想史为中心），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以近代精英思想为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侯外庐、张岂之系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匡亚明创办的以思想家传记出版为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等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思想史重要著作，如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6）、何兆武《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但是，这些机构与著作，均不能导致思想史成为改变人文学术领域的话题。其中，或许只有近代史学界的变化，如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心转移略为呈现这一趋势，如罗志田、桑兵等结合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论述，如罗氏之《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等。

3 见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1页。

4 温儒敏：《思想史能否取代文学史？》，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林岗《思想史与文学史》，姚新勇《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均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1期；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2期。

5 最近，李泽厚在《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中也说到这一点，他说道：“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即重‘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见《思想史的意义》，《读书》2004年第5期，第50-58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第38页。

7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0页。

8 林毓生：《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载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168-174页。

9 这份杂志是《原道》，后来在1994年他又致信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见《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

10 “寻求富强”是美国学者史华兹（Bonjoin I. Schwartrz）论述严复的著作《寻求富强》的中文书名，很好地概括了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追求民“富”国“强”的大趋势。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1 “落后是要挨打”、“开除球籍”，均为毛泽东的话，这也是理解作为执政者的党和国家，何以也在“文革”之后要提倡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正统派与启蒙派在追求现代化上表面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一日现代化“化”到了政治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分歧，所以，1988年初，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展开的那场关于“球籍”的大讨论中，知识阶层的呼声越来越趋向于要求中国加快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会被开除“球籍”。这与国家意志显然不合，报纸后来也被关闭了。可是，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认为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这一说法，不仅把复杂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分歧抽象为“现代化”目标或“改革”概念的简单重叠，而且忽略了启蒙派知识分子与正统派国家官僚在看似相同的“现代化”目标，从经济进入政治之后的巨大差异。文载《天涯》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