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4/7页）

另一方面，当一种作家的写作显得幼稚可笑时，我们所值得期待的另一些作家，又不去直面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以我的直言，我想我不会因此得罪下列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们——有一个事实似乎应该挑破窗纸说出来，就是那些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们的代表作或影响最大的作品，大都和大陆今天的现实没有直接关系这一不被人说破的事实，我想今天应该挑破来说。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阿来的《尘埃落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尽管也被禁），苏童的《河岸》、《米》，叶兆言的《1934年的爱情》，格非的《人面桃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所谓的“后60年代”的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玉米》、麦家的《解密》等等，这么多优秀作家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恰恰都与中国当今的现实没有关系，或隔着一层，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即便我们不能说最优秀的作家他们是集体对现实逃避——因为以上作家，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关注现实的作品，但他们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又恰恰和今天的现实拉开了距离。形成这一写作态势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陆的文学数十年来遵从“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法条——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宣传机构，仍然在这样号召、鼓励作家们这样写作，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极大的伤害。因此，那些有天赋的作家，便大多在写作中逃避政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以逃避为抵抗，以逃避为唯一的艺术准则。其结果，是在逃避社会政治时，也逃离了社会现实。所谓的“让文学回归文学”，是大家对文学创作最由衷的呐喊；另一方面，它也成了一些作家回避社会现实的借口和理由。

文学应该超越政治，但不应该回避现实——这应该是个不争的写作规律。但在超越政治、关注现实时，如何让写作在现实题材中高于、大于、可调配于政治，这是作家的才华和能力，不是简单的勇气和胆量。如何在现实生活面前、在社会矛盾中，关注超越了政治的人和人的灵魂，这一点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给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榜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当然，写作如何超越政治（不是逃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是一个作家的才思和另外的艺术追求。而今天，我要说的、要表达的，是我们的写作，对中国大陆复杂的社会现实不够关注、视而不见和没有在写作中作出深刻表达的惭愧和内疚，是某种写作面对社会现实，没有尽力而为去洞察和描写的不安。

我们和这个时代太和平共处了，太和睦相亲了，太相安无事了，太缺少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萧红那种文学与时代对峙、对立的紧张关系了。好在最近几年，许多作家的写作一反往昔，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和描写中国的现实与历史。莫言的《生死疲劳》就直接描写了大陆的“土改”，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都直接描写了他们所经历和记忆中的“文革”。余华的《兄弟》和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莫言的《蛙》等，都是最直接地关注当下大陆现实的力作。

并不是说关注现实的写作就是好作品，而是说，最值得期待的优秀作家在某个时候都重新回头关注现实时，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作品”，也许就要产生出来了。或者已经产生出来，只是要假以时日去认识。即便没有产生出来，这至少也可以减少当代作家面对社会现实回避写作的那种内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