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2/7页）

作家总是这样，在写完一部作品后，才会明白那部作品应该如何写。就是说，他总是在来不及的时候才知道应该如何做，这如同一个人把东西丢掉以后才知道去珍惜、爱护一样。情人离你而去，绝不再回头到你身边时，你才明白真正的爱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是那样的。1998年，我用四年时间写完并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我是那种晚成而非大器的作家。《日光流年》在大陆是我的长篇小说中，唯一一部叫好声较多而争论声较少的小说。40岁写完并出版这部小说，我很为自己感到自足和自傲，它和《年月日》、《耙耧天歌》等“耙耧系列”一道为我赢得了所谓“苦难高手”的美誉。但在2000年，我回到故乡，见到了我的已经将近75岁的大伯——就是《我与父辈》中写到的我的一生操劳辛苦的大伯，他在晚年偏瘫后，每天都如植物人一样坐在门口、村头的阳光下，望着行人的脚步而自己不能动弹；还有一次回去，听我母亲说我们村里有几个老人，因为都得了癌症而没钱治疗也无法治疗后，他们整个冬天都在山坡下的河边枯坐。在这个冬天最冷的“三九”，他们几个老人、病人，忽然间彼此在交换了对生命、生活和凡尘俗事的意见之后，相约跳河自杀了。从河里打捞出来时，每个老人身子都冻成了冰柱——听到这些——关于人、关于生命世事、关于这些人在那块土地上的现实苦难的命运，我觉得我阎连科写了《年月日》、《日光流年》、《耙耧山脉》、《受活》等与苦难相关的小说又算什么呢？我的小说真正写出了一个作家面对土地、大地和苦难与生命应该葆有的那种博大的爱和情怀没有？我对苦难是深沉地拥抱还是如曹雪芹那样面对苦难有超凡脱俗的超越？——面对土地和苦难，我感到内疚和惭愧；感觉我有可能表达得更为深沉、深重，却没有表达出来。所以，当我真正面对文学、面对中原大地和故乡那块土地上的苦难时，面对土地上的善恶、美好、丑陋以及发生在那块土地上的荒唐可笑、不可思议的一切时，心里总是有隐隐的不安和内疚。我不知道中国作家中别的人，面对这些时是骄傲的、无愧自豪的，还是平静而自负的；再或者是因为自己写出的作品和对那块土地作出了巨大的付出，而因此可以面带微笑，荣归故里，回到故乡，回到那块土地上与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进行平心静气、相安无事、无愧与谁的交流和谈话，心安理得地接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对他的羡慕和赞誉。我也不敢评判中国当代文学面对那960万平方公里、号称地大物博的灾难不断的土地，是可以安然、傲然地站立，还是应该因缺欠情感，缺少情怀、灵魂的描写和表达，而脱帽鞠躬，表达不安的内疚，或如拉思科里涅珂夫和阿廖沙那样，跪在肮脏的广场和广袤无垠、清洁无比的大地上去亲吻土地，去表达自己和那土地的苦难情感和不安。而我自己，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从土地中走入城市的作家，因为饥饿、贫穷而写作，因为写作而获得了声名、稿酬和尊严；并且必须承认，相对于自己的过去和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我和我的家庭，都已经相当舒适、富裕。作为没有日常百姓的衣食忧愁的一个写作者，我应该也必须在独自无人、头脑冷清的时候，明白我有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选择我为一个写作者，成就我为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我的写作，并没有更深沉、细腻、全面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喜乐和灵魂与内心的苦难和不安。我没有写出一部无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人们的作品。而且，我也明白，我可能这一生倾其全力，因为种种原因，我都写不出一部无愧于那块土地——中原大地上的苦难和劳苦人们的作品来。因为面对那块土地，我的爱少了，恨多了；心胸狭隘了，理解、同情弱化了；而旁观、嘲弄、零情感在小说中太多太大了，可把每个生存、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都当做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一样的写作太少太少了。一句话，我知道我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但提笔写作时，作为儿子的怨气，总是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排解不开，这严重地阻碍了我的写作与那块土地的情感联系和灵魂真正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