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跳舞，因为我悲伤（第2/5页）

我的事情一般都不跟她说。我确实不爱说话，更不对母亲说什么。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离开家十多年以后认识文慧，她的职业是舞蹈编导，与我同岁，在我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个跳舞的人。要是不与她近距离相处，我确信和她成不了朋友。我熟悉文慧后，想到：我母亲一辈子承载别人，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现代舞也是一种承载方式。

我想说说文慧。文慧在一九九零年代初就倾心现代舞了，在国内比较早从事现代舞的实践。我觉得她选择现代舞跟她的心性有很大关系，她是个愿意倾听别人的女子，经常想着别人的麻烦事，在一个什么时候，送上她的问候。她大部分时间里比较讲求效率，有时候也一筹莫展。今年春节前，跟我们一起排演《生育报告》的一个女孩回云南老家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缺席，文慧打电话叫女孩的二哥来，他在北京打工，一个人孤孤单单过得很清苦。这种时候，她非常果断。她的温良，使她能够重视人，重视人的生存境遇，她排练时强调“别忽略此时此刻的感受”。所以做练习的时候，她总是拿出很多时间，让大家相互交流，甚至近距离对视，互相珍惜、信任，然后，肢体训练——这时，充分利用人体传达人的内心，在此过程中，她讲求开放式训练和训练中人体的开放质量。几年来，她把最小的、最生动的生活细节做进了自己的现代舞，已有《裙子》《现场——裙子和录像》《100个动词》《同居生活》《与大地一起呼吸》《餐桌上的九七》《脸》等作品，及《一九九九年进行了一年》，于当年底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的《生育报告》。其实，北京、广州，两大城市的现代舞团，及团体外专业人士总共不到百人，即使加上文慧的非舞蹈者兵马，如我，喜欢并愿意身体力行者，现代舞追随者的总量也未能有一百零一的突破，比起这个国家十二三亿人口，几十人的现代舞队伍，真如沧海一粟。但它毕竟存在了，成为偌大一块高粱地里的一杆枪。

现代舞对人，对舞者自身的关注，是它一在文慧的言谈中、在北京内部或者公开的舞台上出现，就吸引我的地方，那时我和文慧常在一起玩儿。想来已有八九个年头。文慧的思路急促，闪烁跳跃特别厉害，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跳到另一句，从一个话题突然跑到另一个话题，自己浑然不觉。听她说话，我经常是一边听，一边眯着眼睛笑，看她那样急促地往前奔忙，想象她闲不住地前一爪子后一爪子的冲动，觉得她特别像临产前的妇女，不生出来就“坠坠”不安（比“惴惴”不安更像文慧）。但文慧的感觉和传达感觉的能力非常出色。

我看过文慧编导的一些民族舞，像《红帽子》、《算盘》，已成东方歌舞团的经典剧目。她是东方歌舞团有个性的舞蹈编导，曾经被国内影视、舞台请来请去到处编舞，正火爆呢她收回了自己。我们就此谈过很多，她说她感到内心绞痛，那些深刻于心的东西日久天长似已酿造成形，她感觉必得通过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了无舞蹈痕迹的方法来表现，她自己越来越想要那种生活状态里的东西，她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赋予她及其作品个性的东西。我参加她的训练以后，确实感觉到：以往二十多年跳或者编导民族舞、东方舞的经验，有益的她都努力吸收，多余的，她一感觉到就把它们从自己身上剥离出去。而且她做的时候非常自觉。我们每做一种练习，她都注意朝自己追求的方向走，有时，她不满意自己或别的舞蹈员做的动作，停下来，说：“我们这样不行，太知道肌肉怎么使用了，特别做作。”于是重做，直至找到感觉。

她对现代舞的认识和实践相对成熟以后，建立了这支自己的训练基队，使用她的方法训练、交流，要完成具体作品的话，就转入非常排练。她这些年去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排练、演出，身体前所未有地柔韧，筋脉能够打开到从前年轻的时候天天练功都没能达到的程度，她自己也觉得身体出现了奇迹，有时她很感慨地说起从前。参加现代舞《生育报告》排练的北京现代舞团一位舞蹈员说，一九九六年文慧给他们团做练习，文慧的动作还是硬硬的，很猛，中间和缓的东西持续不是很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可现在，文慧的身体里好像要什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