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第2/6页）

我看见军医卢国良已在用球状人工呼吸器帮助丈夫呼吸，看见护士小闵为丈夫吸出的痰已是一管管粉红色的血水。情急之下，我给丹增书记的秘书小和拨通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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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十日上午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十几位军医抢救我丈夫时，小和到了现场的。他对我和林副院长说，丹增书记给医院打了电话，但还是不放心，让我过来一趟。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对救我丈夫至关重要。我不认识丹增，更不知道丹增是云南省委副书记。三十日凌晨，我的丈夫已经呼吸衰竭，他已高烧到三十九度多，心脑静、柴胡都不能使他退热，医生给他注射了激素。之后他开始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湿了枕头、床单，湿了厚厚的被褥。他的生命之水雨一样淋了下来，河一样流了出来。流尽了生命之水的肉体开始变得石头一般冰冷，医生说他的神经末梢已不能循环，他的血氧量不足百分之五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随时都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他的“病危”是在两天前他住进医院时医生就向我下了通知的。

下午三时，我的两个儿子也从北京飞到了昆明。

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和死过又活过来的丈夫、和我的儿子们日夜沉浸在感恩你们救命的泪雨之中。

抢救开始时，医生们麻醉了我的丈夫，然后从他柔软的口腔向气管插进了坚硬的管子，然后上了呼吸机。一天之后，昏迷又意识朦胧的丈夫在万分的痛苦中拔掉了插进口腔、气管里的管子，医生们一阵忙乱之后，切开了他的喉部气管，安上了塑料管，此后，庞大的呼吸机开始从这个塑管向我丈夫的肺里压进氧气，脆弱的生命在被冷漠的机器牵携，也在被冷漠的机器挤压、强迫和操纵。我的丈夫无助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的鼻腔插进了吸食的管子，他的下身插上了输尿的管子，升压的药液输进了他脚上的管子，每天二十多个小时、五六千元的药液流进了他胸壁上的管子……我的亲人被粗粗细细的管子拯救着，可我觉着那些管子竟是一条条弯曲扭动的蛇，每日都在咬噬着我的心，我疼痛难忍啊。

他终于活过来了。

两天后，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的眼神迷茫而恍惚。他急切地想说话，但切开的气管开放着，他发不出声来。护士递上来圆珠笔和铁皮记事簿，让他写。他的手颤抖着，他的胳膊绵软无力，他举不起一支细细的笔。但他还是执意要写，我只好扶着他的手，儿子把记事本举到他的脸前，护士保护着各种管子不致脱落，他艰难地开始写了。他写到“梅洁需要休息”，他居然知道我已三天三夜七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他在生命如此艰难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妻子！接着他又写“对不起”，然后用绵软无力的手指我、指我的两个儿子、指医生护士，然后他开始恸哭，咧着嘴、发不出声音的恸哭啊！泪水从他的双鬓滚落下来，我一生一世都没有看见过的我男人的眼泪啊！若不是万般痛苦万般伤心万般歉疚他何以泪水如河？内心坚强、隐忍、理性过人的他，何时何地何事让他流过如此的眼泪？我俯下身，搂着他依然英俊的头颅，我们脸贴脸泪叠泪心印心啊。我说亲爱的你要挺住要坚强治好病我们一起回家，他回应了“一起回家”四个字后便又昏了过去。

在发不出声音的十几个日日夜夜，他写了三十多次二十多页纸呢，他写得最多的字是“回家”。在陌生遥远的异乡，在天高地远的云南，病重的他最大的指望是“回家”，最沉重的焦虑是“回不了家”。伤心与疲惫摧残折磨着我，怕“带不回丈夫”的恐惧、焦灼和负罪感摧残折磨着我……

医生给他用了最好的消炎药，“泰能”、“舒普森”什么的，医生说若用这些王牌消炎药还控制不了他双肺的感染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奇迹终于出现了，在抢救后的第五天，拍回的肺片证明他肺部的炎症已大面积得到控制，他的体温也已恢复正常，整个楼道都在欢呼：医生、护士、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拉着他的手说：爸，你的生命力真强，你的病一定能治好。他欣喜地点了点头，又写“快好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