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案（第7/11页）

“你不想骑着骡子走吗？”他小声问，“现在我们俩都能骑了。”宅子里的灯现在变了，突然闪了一下就灭了。他正在下楼，他想。他已经把骡子骑到了上马的石墩边。不一会儿，父亲跟在了他的身后。他紧紧拉了一下缰绳，在骡脖子上抽了几下，不过在骡子还没有跑起来时，一只细瘦而有力的胳膊揽住了他的腰，另一只结满老茧、粗糙的手猛拉了一下缰绳，骡子又慢慢地走起来。

当太阳泛起第一缕红光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地里，把犁田用的工具套在骡子身上。这一次，他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栗色的母马就已来到了地里。骑马的人既没穿硬领的衬衣，也没有戴帽子，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颤巍巍的，就像宅子里的那个贵妇。父亲只是抬头看了他一次，然后弯下腰继续扣着车轭，因此骑着栗色母马的人只能对着他弯下的背说话了：

“你必须明白，你把地毯给糟蹋了。难道你们这儿没有人，也没有女人——”他停住话头，声音颤巍巍的。男孩看着他，哥哥靠在马厩的门框上，嘴里在嚼着什么，不紧不慢地嚼着，不停地眨着眼睛——显然也没有在看谁。“那地毯要值一百块钱呢。可是你从来就没有挣到过一百块钱，你一辈子也挣不到的，所以我打算让你赔二十蒲式耳的玉米。我会把这一条加到契约中去。回头你去仓库，把字给签了。这样的话，虽然不能保证德·西班太太不发脾气，但兴许能让你记住，下次去她家时要把鞋子擦干净。”

说完话他就走了。男孩看着父亲，父亲仍然一言不发，甚至再也没有抬头。这会儿，他正在调整骡子身上的犁具。

“爸爸！”他叫道。父亲看着他——那是一张深不可测的脸，两道浓眉下一双灰色的眼睛，正闪烁着冰冷的目光。男孩突然朝父亲走去，速度很快，又猛地一下停下来。“你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他大声说，“如果他不想那样洗地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二十蒲式耳的玉米不要给他！他什么也别想得到！我们收好玉米后，把它藏起来！我来看着玉米——”

“你有没有按我说的，把犁头放回到犁架子上？”

“没有，爸爸。”他说。

“那就放回去。”

那天是星期三。那一周接下来的时间里，男孩一直都在干活，做他该做的活儿，还有些不该他做的活儿。他活儿干得很认真，不需要别人逼着，甚至也不需要说第二遍，这都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不同的是至少有一些活儿他是喜欢做的，比如用小斧头劈柴。这把斧头是母亲和姨妈用辛苦挣来的钱——也许是一点一滴省下来的钱，给他买的圣诞礼物。他和这两位女性长辈一起（一天下午，甚至还有他的一个姐姐）建了个猪圈和牛栏。这是父亲和地主所签的契约里的部分内容。有一天下午，父亲不在家，骑着骡子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男孩来到地里干活。

他们用一把中型的铁犁耕地。哥哥稳稳地扶着犁把，男孩握着缰绳，跟在使劲拉犁的骡子旁边走着。一双赤脚走在翻出来的肥沃黑土上，感觉凉丝丝、湿漉漉的。他心里想着兴许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只是为了那么一块地毯，就得赔人家二十蒲式耳的玉米，真是赔不起啊；如果爸爸能永远收手，就此改变过去的做法，那也是挺划得来的。他就这么想着，想来想去就走神了，以至被哥哥厉声地教训了一顿，让他把骡子看好。兴许他连二十蒲式耳的玉米都收不了。兴许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起来抵了账，最后闹得什么也没有——玉米、地毯、火；还有那恐惧和悲伤，就像被绑在两队马之间，被拉向了两个方向——什么都没有了，永远永远地没有了。

那天是星期六。他套骡子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只见父亲穿上了那件黑色外套，戴起了那顶黑色的帽子。“别套犁了，”父亲说，“套上大车。”就这样，两个小时后，父亲和哥哥坐在驾车座上，他坐在车厢里，骡车拐过最后一个弯道后，他就看到了那家破旧的、没有漆过的杂货铺。杂货铺的外墙上贴着烟草和专利药品的破烂海报，走廊的外侧拴着骡车和套着鞍具的牲口。他跟在父亲和哥哥的身后，走上了破损的台阶。男孩又一次看到了一张张平静的、注视着他们的脸形成了一个夹道，他们三人从中间穿了过去。他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坐在那张木板桌的后面。不用别人告诉他，他就知道这人正是治安官。男孩朝一个穿着硬领、系着领带的人狠狠地瞪了一眼，眼神里满是得意、挑衅和蔑视。这个人到现在他只见过两次，当时还骑在飞跑着的马上。眼下这个人的表情不再是气愤，而是惊讶和难以置信。男孩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人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被自家的佃户告上了法庭。男孩走了过来，紧挨着父亲站着，冲着法官大声喊道：“他没有做！他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