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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儿吃饭，你是最合适的搭档，”希尔施说，“今天我情愿跟你一样吃蟹腿，它们至少已经死了。你胜利了。”

我呆望着那群身上带黑纹的硬壳龙虾。“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无声的呐喊，它们向往的是宽阔的海洋。”我说。

“打住，路德维希，要不然我们就得吃素了。思乡？只要是自愿离开的，不过就是多愁善感罢了，无害，无益，多余。如果是被迫逃离的，要不然就得死、受刑或是进集中营，那就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获救一段时间以后，倘若不是特别小心、特别勇敢或是特别幸福，得救本身就会变成蚕食五脏六腑的癌症。”

“恐怕也是当局者迷吧。”我说。那篇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在我口袋中仍像一团火在燃烧。

我早早回到旅馆，时间好像突然变多了。不是那种可以找些事做就能打发的时间，而是像黑洞一样的时间。这种空虚你越想填满它，它越空虚。玛丽亚·菲奥拉走后，我就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我也没指望会有消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对此我已习惯，此外我还学会了知足常乐。尽管如此，我仍旧感到空虚。这不是怕玛丽亚不再回来的那种恐慌，即使我知道她早晚得搬出五十七街的那套公寓。这种空虚就像心中缺少了什么。我并非不幸，只有某人死亡了，人才会感到不幸；这个人如果离开了，哪怕是离开时间不长或是永不能再相见，人都不会感到不幸。这也是我在生活中学到的。

不知不觉间已然是秋季，闷热的桑拿天突然消失，夜间更是秋高气爽。我仍旧过着冒名顶替的日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的战争仍在进行，在世界的另一侧像回声般涌动，在欧洲，在南太平洋，在埃及。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在此我受到容忍，甚至还得到了小小的私人幸福。我实在不配得到这种幸福，它让我几乎产生一种负罪感。每当我想起那堵影子般的黑墙，它就在我面前徐徐打开，让我更加接近这么多年在流亡中支撑我活下来的信念，现在，我面前日益清晰的是这一信念的血腥誓言，我都不想要这种幸福。

我在一盏街灯下站住，打开了那张刊载着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的报纸。我本想回到旅馆房间里再读，但我几乎害怕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它。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回过神来。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还提到许多我所熟悉的街名和广场名，我的耳畔曾响起过那座城市街道的喧闹声，似乎有人在我心中喊出它们的名字，那喊声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灰色幽灵出没的地方。这地方突然间亮起了白色和绿色的墓地灯，就像一个大厅在黄昏时点起了炽光灯，里面的声音是听不见的，那份悲哀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若非亲身经历，我是绝不会相信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人会毫无知觉地站在那里，像被冻僵了似的，低唤下落不明或是已经死去了的人的名字，这些平淡无奇的名字所隐含的痛苦是令人彻底绝望的，念叨着它们，人就如芒在背。出现在这些名字后面的面孔苍白，抱怨，却不控诉；脸上的眼睛充满询问，但它们在询问什么，询问什么呢？询问他们的生活？询问帮助？什么帮助？询问回忆？什么回忆？询问复仇？我不知道答案。

我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里面的旅行箱一层层堆放着，艺术得像一座座金字塔。我盯着这些箱子，它们被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那里，好像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似的。那些堆放了它们的人曾生活在何处并有过怎样的生活？我在哪些市民宁静与舒适的小屋中可以找到他们？我这个活在自己自责与回忆风暴中的“麻风病人”，能否在他们那不知情的微火上温暖自己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