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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这位绝望的犹太假纳粹的脸，他那和善的脸上满是忧愁。这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在集中营接受笑面虎的检查时曾遭毒打。这位囚犯有严重的心脏病，笑面虎一边鞭挞他，一边说集中营的伙食正好适合心脏病患者，既没油水又没肉，还能老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干活。这位老汉在挨了特别沉重的一鞭后沉默地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西尔弗先生，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我说，“您尽管有这么多烦心事，可仍旧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去找罗伯特·希尔施，他正准备关店门下班。“跟我一起去吃饭吧，”他说，“在纽约虽然找不到可以坐在户外进餐的地方，可却有许多一流的海鲜店。”

“有可以坐在户外的地方，”我说，“圣莫里茨旅馆有个狭长的露台。”

希尔施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吃晚饭不行，那儿为思乡的流亡者准备的只有咖啡和点心。还有烧酒，喝醉了就不会再思念巴黎那些带露台的小饭馆了。”

“也不用去想盖世太保和那儿的警察了。”

“那儿没有盖世太保了，那座城市已经摆脱了那种瘟疫。乡愁却没有消失。这事也怪了，在巴黎时，流亡者思念德国，到了纽约，他们又思念巴黎，思念也跟竹笋似的一层一层的。不知下回该轮到思念哪儿了？”

“可也有些流亡者哪儿都不思念。”

“那些上等美国人和一心想当世界公民的主儿。他们也有乡愁，不过被压抑了，变为神经症，匿名存在。”希尔施笑了。“世界又开放了，巴黎自由了，整个法国几乎都自由了，比利时也一样。苦路又畅通无阻了，布鲁塞尔解放了，荷兰也自由了，人又可以重新思念欧洲了。”

“布鲁塞尔？”我问道。

“这你本该知道的呀，”罗伯特·希尔施吃惊地回答说，“昨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报道布鲁塞尔是如何被解放的。我把那篇文章替你留起来了，在这儿呢。”

他走回黑灯瞎火的店里为我取来那张报纸。“待会儿再读吧，”他说，“现在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去吃那些螯被束缚的龙虾？”罗伯特点点头：“去吃那些被捆绑着、在橱窗里的冰上等着被沸水煮死的龙虾。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儿吃饭的情景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街道对我来说就像是金子与希望铺成的。”

“那现在呢？”

“不一样，也一样。我什么都没忘。”

希尔施端详着我。“这很少见。记忆是最大的叛徒。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路德维希。”

“此话我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过，他听后差点儿把我打死。也许人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沿着第三大道向前走。我西服口袋里那张报道布鲁塞尔解放过程的文章像一团火，在我心头燃烧。“卡门好吗？”我问。

希尔施不回答。暖风犹如猎犬，在房屋周围嗅来嗅去。纽约夏季的桑拿天已经过去了，风带来了海洋的咸腥味儿。“卡门好吗？”我再次问道。

“老样子，”希尔施说，“她是一个并无奥秘的谜。有人想带她去好莱坞发展，我劝她去。”

“什么？”

“这是我能留住她的唯一可能，你不知道吗？玛丽亚·菲奥拉好吗？”

“她在好莱坞，”我说，“作为时装模特，她还回来。她常去那儿。”

海王餐厅的橱窗灯火通明。被捆绑着的龙虾沉默地在冰上受罪，等待着被抛进沸水中煮死。“它们被扔进锅里的时候会叫吗？”我问。“我知道螃蟹被扔进热水中时会叫。它们不会马上毙命，身上那层平时保护它们的甲壳在死亡过程中就成了它们的厄运，使死亡变得更缓慢，也更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