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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画，”伦茨说，“在德国时有人让我藏了一晚上，为了表示感谢，我也给他们画了像。可一晚上的时间太短了，最多只能画一幅水彩画。在法国边界我给海关的人画像，会点儿二把刀的艺术的用处确实令人惊奇。我不是什么好画家，我只是个涂鸦者，画出来的跟相片区别不大。梵高和塞尚那种画法就别想过边境了，他们还送了我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并给我指了路。我跟那些海关税官一起过了一个感人的圣诞夜。他们得到了画像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千恩万谢。”

莫伊科夫来到桌旁，一言不发地放下一瓶伏特加和两个酒杯。

“如果有博若莱葡萄酒的话，我宁愿喝博若莱葡萄酒，”伦茨解释道，“一种伤感的老习惯。另外我也喝不了烧酒。”

“我们有那种酒吗？”我问弗拉基米尔。

“拉乌尔先生有，我可以打电话跟他换点儿。有这个必要吗？”

“有，”我说，“这回有必要。甚至来瓶香槟都不过分。这次重逢让人相信奇迹不光中世纪才有，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战争期间你在法国被抓到过吗？”

伦茨点点头。“为了弄到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当时我正在昂蒂布[120]作画。我得到了签证，却被关进了集中营。几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我用蛋彩画法[121]给集中营的指挥官画了像，释放我并不难，因为我已经拿到了签证。”

莫伊科夫回来了。“拉乌尔先生让我问候你们。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血腥行星上的朝圣者。”他开了一瓶香槟。

“拉乌尔先生也是流亡者吗？”伦茨问。

“他是个有异国情调的流亡者。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西格弗里德。”

“是从葡萄牙搭货轮来的，我……”

我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你画了船长画大副，画了大副画二副……”

“后来又画了厨师，”伦茨补充道，“那厨师我甚至画了两次，他是黑白混血，会做非常好吃的爱尔兰炖肉。”

“您也给签发签证的美国领事画像了吗？”莫伊科夫问。

“没给他画，”伦茨回复道，“他给我签证是因为我能够出示集中营的释放证明。我出于感激想至少给他画张素描。他拒绝了，他收藏立体派的作品。”

莫伊科夫斟满酒杯。“您仍旧画肖像吗？”他问。

“如有需要，偶尔也画。令人惊奇的是，公务员、海关税官、警卫、暴君和凶手全都酷爱艺术，民主派人士也不例外。”

“你还弹钢琴吗？”我问。

伦茨望着我说：“弹得不多了，路德维希。所以我也不常作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出人头地，我有抱负。这一切都在集中营烟消云散了。我无法将我那点儿雄心和那些可怕的回忆区分开来，有太多的有关死亡的回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我们大家的遭遇都一样，西格弗里德。”

“没错。反正对流亡者来说，搞音乐与绘画要比写小说和诗歌强。写小说和诗歌能写出什么名堂呢？即使你是个出色的记者又能如何？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就已经有语言障碍了。人变成了哑巴。你也是如此吧？”

“我也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伦茨微笑道：“古老的苦路依旧存在，这里也不例外。秘密电报。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字。是在一家俄国夜总会。”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一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玛丽亚·菲奥拉，”伦茨说，“我当时谈起了你。她认定说的是你，就告诉了我你在这里的地址。反正我也碰巧要到纽约来，所以就来这儿找你了。”

“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