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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津是我认识的唯一一家高档饭店，亚历山大·西尔弗请他弟弟阿诺德和我在那儿美餐过一顿，我至今都忘不了那鹅肝糜的味道。

“我穿这身耍猴的衣裳，人家晚上是不会让我进饭店的，”玛丽亚·菲奥拉回答说，“而且我已经吃过饭了，司机也吃过了，那家体育公司给我们准备了自助餐。您呢？也许城里什么地方还有新设的、取之不尽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供应点吧？”

“这儿就剩下一些巧克力蛋糕，几根莳萝腌黄瓜和一片全麦黑面包了。少得可怜。”

“莳萝腌黄瓜我们可以带走，面包也拿着。车里有一瓶伏特加。”

莫伊科夫感兴趣地问：“俄国货？”

玛丽亚·菲奥拉说：“我想是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跟我们到车那儿去，带个大杯子，您可以亲自鉴定一下。”

我们跟着她向车走去。确实是俄国伏特加，玛丽亚·菲奥拉给莫伊科夫倒了满满一杯，那酒是冰凉的，劳斯莱斯车中配有一个很小的冰箱。莫伊科夫虔诚地喝了一口，然后像只鸽子喝水时那样抬眼望着天空道：“跟这酒一比，我就是个造假货的！”

“这是真正的艺术家面对真品时的绝望！”我说。“继续学习，弗拉基米尔，别泄气！你的齐白露加酒跟这个一样好！”

“甚至更好！”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它的秘密是：可以安慰苦恼者。干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我们沿第五大道向中央公园方向开去。天气很热，可以听到动物园传来的狮子的吼叫声，湖水波澜不起，就像是一块铅。“这身衣服束缚我。”玛丽亚·菲奥拉边说边放下将我们与司机隔开的那扇玻璃板上的卷帘，两侧的车窗也有卷帘，她把车子变成了一间别人看不见的屋子。她打开手提袋。“我得穿点儿透气的，幸好我把自己的旧连衣裙带来了。”

她脱掉外衣和褐色软皮短马靴，接着她开始往下拽身上的马裤。尽管车子很宽，座位很舒服，但她还是没有太多空间。我也没什么办法帮助她。我静静地坐着，车子缓缓从公园绿荫旁驶过，黄昏中可以听到虫鸣蛙叫。在她脱衣服的过程中，我闻到一股香水味在车内飘逸开来。她脱得很自然，大概因为她想，反正我在她拍广告时已经见过她几乎全裸的身子了。没错，可那时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还有灯光，而现在我们是单独在一起，天色半暗，气候炎热。

“您身上晒得黝黑啊。”我说。

她点点头。“我不会完全苍白的，我总躺在什么地方晒太阳，在加州、墨西哥或佛罗里达。总有什么地方的温度可以晒太阳，而且我们总是被送到这类地方去拍照或走秀。”

她的嗓音比平时低沉些。我发现女人裸体的时候说话总是和穿着衣服时不一样。玛丽亚·菲奥拉伸直两条长腿，把马裤叠好放进手提袋，又从袋里拿出一件白色连衣裙。她很美，身材苗条，但身上却没有任何地方的骨头显得扎眼。在法国，人们称这类女人为“假瘦”[90]。我非常渴望能得到她，但我一动没动。我不喜欢在车里施行毫无意义的强暴，再说前面还有司机呢。

玛丽亚打开了她那一侧的车窗，却没有收起卷帘。风从湖那边吹了进来，与她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等一会儿，”她说，“我马上就穿上连衣裙。伏特加在小冰箱里，那儿也有酒杯。”

“这天气喝伏特加太热了，”我说，“哪怕是俄国货。”

她睁开眼睛。“我记得还有小瓶的香槟呢。这辆车中储备丰富。车主与搞外交政策沾点边儿，所以会有伏特加。华盛顿有俄国大使馆，俄国人现在是我们的同盟。能给我一根腌黄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