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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多祥和啊。”玛丽亚说。

我了解这种祥和。集中营里死刑犯棚屋前盛开着天竺葵，每逢星期天，集中营的小乐队都要演奏乐曲；而囚徒们却逃不过受鞭挞或慢慢吊死的命运。人们也不会白白知道希姆莱对他的安哥拉兔情意绵绵，从不杀害一只，却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儿童。

我感觉到血管中一阵轻微的震颤。突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回到德国去。我知道自己一心想回国，但目的不同。我回去是想找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而不是为了重新去那里生活。可此时此刻我觉察到，就是想要为父报仇我也回不去了。总是存在着这种双重幻影——无害的小市民的影像和听话的凶手的影像。我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将二者分开了，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我也就听之任之了。有一堵我无法穿越的陡峭黑墙，那就是撕碎了我的生活的谋杀。只要我一想起谋杀，就一连数日心情骚动。此债不偿，什么事也无法继续下去。偿债，而不是和解，血债要用血来偿，得索凶手的命。

我几乎把玛丽亚·菲奥拉忘了，现在我又看见她了。她站在一家鞋店前，正猫着腰挑剔地审视着橱窗里摆着的鞋，犹如一位猎人在狩猎。她看得那么聚精会神，以致我觉得她似乎也忘了我。我心头一热，正是因为我们如此不同，彼此才不了解对方。这使她不会受到伤害并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给了她一种隐秘的快乐，这种快乐永远不会变为模糊不清的暧昧关系。这让我们二人都安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像铁轨一样并行，而不会发生交叉。这甚至为一种有些像水晶似的幸福留下了空间——不会出现背叛，也不会触动过去。

“您找到什么了吗？”我问。

她抬眼看看我。“一切都太沉重了，”她说，“对我来说太坚固了。您呢？”

“一无所获，”我回复道，“一无所获！根本一无所获！”

她凝视着我。“人不该回去，是吧？”

“不能回去。”我说。

她笑了。“这给人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吧？就像传说中的鸟，只有翅膀，没有脚。”

我点点头。“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偶然，”她轻松地说，“您不是也想下车走走吗？”

我想也许是偶然吧，但我不相信这类偶然发生的事。显然是为了把这座纳粹堡垒的平静与佛罗伦萨遭到的毁坏做一个对比。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埋藏着记下的仇，它们只是等待着时机浮出。但我没有回答，只要她不提及此事，回答就成了一种没有必要的挑衅，而且还达不到目的。

我们走过一家糕点甜食店，里面人满为患，传出响亮的音乐声，是德国民歌。我往里瞧了瞧，心想，这些目光炯炯、往嘴里塞着法兰克福环状蛋糕和掼奶油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变成狼人，去执行杀人命令。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事实几乎没有削弱这种可能性，相反，这通常使他们成为更加义愤填膺的“爱国者”。

“美国人很大度，”我说，“他们不关押任何人。”

“不，日本人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玛丽亚说，“那儿的德国流亡者晚上八点必须待在家里，而且外出距离不许超过八公里。我在那儿待过。”她笑了。“这种措施总是限制了不该受到限制的人。”

“多是如此。”

从一家大酒馆中传出铜管乐的声音，是德国进行曲。橱窗里挂着血肠。我捉摸着随时可能会听到《霍斯特·威塞尔之歌》[92]。

“我在这儿转悠够了。”我说。

“我也是，”玛丽亚说，“这里的鞋看起来是用来行军的，不是用来跳舞的。”

“我们走回去吧？”

“我们开车回美国。”玛丽亚说。

我们坐在中央公园的一家餐厅里。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坪，从湖面吹过一阵凉风，能听到远处有船桨击水的声音。天黑了，夜幕的蓝色阴影悬挂在树丛间，万籁俱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