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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在拐角那家杂货店吃了最便宜的晚餐，两根维也纳小香肠和两个小面包。饭后我盯着冰激凌广告看了半天，这家店中有四十二种不同的冰激凌。美国是冰激凌之国，人们甚至能够看到士兵在大街上懒散地舔着冰激凌。这与德国有很大区别，那里的士兵即使在睡觉时采取的也是立正姿势；他们要是放屁的话，那响声都是模仿机关枪。

我穿过五十二大道回旅馆，这条街上遍布着脱衣舞俱乐部。墙上贴满了全裸或近乎全裸的舞女招贴画，晚间，这些舞女就会站在舞台上当着屏住呼吸的观众的面慢慢脱衣。傍晚时分，各家俱乐部门口就会站着打扮得像土耳其将军的肥胖看门人和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向行人吹嘘在里面能看到些什么。大街上到处可见身穿各类所能想到的暴露服饰的女子，但却绝对见不到欧洲妓女那标志性的雨伞和大挎包。大街上没有妓女，脱衣舞俱乐部里的观众看上去都是些抑郁的手淫者。妓女在这儿叫“应召女郎”，是通过可靠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来的。而且这也是遭到禁止的，警察总是跟踪她们，就好像她们是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似的。美国的道德受妇女联合会掌控。

我离开手淫者的林荫大道，来到以赤褐色砂石建筑为主的街道。这是些狭窄、廉价的多层楼房，外面有楼梯通往楼上，每级台阶都很高，有人默默坐在靠近楼梯扶手铁栏杆旁高高的台阶上。楼梯旁的大街上摆放着铝制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塞得满满的。半大的孩子们在汽车之间乱窜，他们在试图打棒球。母亲们母鸡般蹲在阶梯上，或是趴在窗前。更小些的孩子偎依在她们怀里，就像狭小楼房前那些肮脏的白蝴蝶，怀着全然天真与自信的倦容面对着黄昏。

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劳施旅馆前。“莫伊科夫不在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他回复道，“我当班。莫伊科夫出去了。”

“可不！”星期六，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明天一个漫长而空虚的星期天在等着我。

“菲奥拉小姐刚才也打听过莫伊科夫先生。”菲利克斯顺便说了一句。

“她还在吗？还是又走了？”

“我想还没走吧。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出来。”

玛丽亚·菲奥拉从那间光线昏暗、有丝绒沙发的小厅中冲我迎面走来，头上包着她那缠头巾，这回是块黑色的。

“您又要去拍照啊？”我问。

她点点头。“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得去送神仙酒。可我早有准备，从上次开始我就有了一瓶自己的伏特加，藏在莫伊科夫的冰箱里。连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至今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可这早晚得露馅儿。”

她走在我前面，从冰箱中取出酒瓶。我把两个杯子放到镜子旁的桌上。“您拿错了，”我说，“这是过氧化氢，有毒。”我指了指标签。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瓶子没拿错。这标签是我自己贴上去的，为了吓唬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过氧化氢和伏特加一样没有气味。菲利克斯的鼻子很灵，可他要是不尝的话，就发现不了到底是什么。所以贴了那个标签！剧毒！很简单的招法，对吗？”

“所有好主意都是简单的，”我赞赏地说，“所以它们所向无敌！”

“几天前我就有自己的伏特加了。为了吓住菲利克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把酒装进一个脏兮兮的醋瓶子里，还贴了个西里尔文的标签。可第二天那瓶酒就不翼而飞了。”

“拉赫曼？”我充满预感地问。

她惊异地点着头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一种天生的联想能力，”我说，“他承认此事了？”

“是的，他出于后悔带来了这瓶酒。这瓶要大得多，原来那瓶不到半升，这瓶超过四分之三升了。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