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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端详着他，他现在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专注。可当年约瑟夫·贝尔的表情也曾同样平静，那一夜我在巴黎困顿至极，没能与贝尔通宵达旦地讨论与豪饮。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吊死在自己斗室的窗户旁。他的尸体在风中晃来晃去，风吹打着半扇窗开开合合，宛如敲起了缓慢的丧钟。没有根的人是脆弱的，对别人来说算不上是回事的偶然事件，就能要了这种人的命。智力如果用在与自己过不去上，那是危险的，就像磨盘不磨谷粒而是空转。我明白此理，所以在经历了那夜的激动之后，我几乎是强制自己忘记一切，进入听天由命的艰辛状态。学会了等待的人，更善于对付失望带来的破坏力。但希尔施从来不善于等待。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视角，即雇佣兵队长的视角。刺杀和暴动失败不光激怒了他，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他认为二者的准备都太不专业。这就犹如职业行家在发现了重要错误时的愤慨。

一位面颊红润的家庭主妇走进了店里，她想买一个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烤面包机。当希尔施向她演示锃亮的镀铬烤面包机时，我观察着他。他很耐心，甚至说服那位主妇又买了一个电熨斗。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想象，他当售货员能干出什么名堂。

我望了望街上。正是会计们午休的时间，他们这时一般去兼营快餐的杂货店吃午饭。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有冷气的狭小办公室中解放出来，想象着自己拿的薪水比现在高两级。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果敢自信地一路走来，暖风吹起他们西装上衣的下摆，他们充分享受着午间的生活，脑子里满是男人的幻想。如果这个世道上有公正的话，他们肯定早就当上老板了。

希尔施从我的肩头望过去。“这是会计们的阅兵式，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就该轮到妻子们了。那时她们就全体出动，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出了这家店又进那家店。她们什么也不想买，却专门折腾售货员。她们传播最新的流言蜚语，英语叫Gossip，报纸上到处是这类新闻。她们散步时的等级是简单地根据金钱来划分的，最有钱的走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位钱少些的拱卫着她。如果是冬天，人们一眼就能从她们身上穿的皮大衣看出这种差别：穿貂皮的走在正中间，两侧是穿波斯黑羊羔皮的，全都既狂热又愚蠢。比她们更狂热的丈夫们现在因追逐美元都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美国是富孀之国，过不了多久这些女人就会再嫁人，嫁的是年轻的穷小子，贪婪的男人。生死轮回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滚动，”希尔施笑着说，“这与跳蚤那充满冒险和危机的生存真是天壤之别，跳蚤们得从一颗行星跳到另一颗行星，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一条狗身上跳到另一条狗身上，与飞越各大洲的蝗虫的区别也大了去了，更不用说与那些有凡尔纳式漫游经历的蚊子的区别了，这些蚊子得从中央公园迂回到第五大道！”

有人敲窗户。“死人复活，”我说，“这是拉维克，或是他弟弟。”

“是他本人，”希尔施说，“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拉维克在德国是个名医，流亡到法国后不得不为一个医术不如他的法国医生打黑工。我认识他时，他在巴黎最大的一家妓院替妓女们当兼职医生。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科大夫。他做手术时，法国大夫留在手术室一直等到病人麻药起作用，然后拉维克再进来做手术。他根本不介意，高兴自己能有工作，能做手术。他是个动刀成瘾的外科大夫。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拉维克？”我问。“你怎么干？纽约不是没有公开的妓院吗？”

“我在一家医院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