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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懂。”

“店静止不动，可街上却川流不息，”西尔弗说，“就像一部电影，总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情愿干这个，也不愿去为流氓和骗子辩护，或是替人办离婚案。现在的差事更公道合理，您说是吧？”

“绝对是。”我回复道，内心却对律师的这种看法感到十分惊奇，他竟然认为艺术品交易是比法规更诚实的事。

西尔弗点点头。“我是家中的乐天派，双子座；我弟弟是个悲观者，巨蟹座。这家店是我们两个人的，所以我还得问问他的意见。您同意吗？”

“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西尔弗先生。”

“那好，您过两三天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对那件青铜器也会知道得更多。您在这儿干活想挣多少钱呢？”

“够我的开销就行。”

“住里兹酒店[43]的开销？”西尔弗问。

“我住在劳施旅馆，那里要便宜一些。”

“十美元一天如何？”

“十二美元，”我说，“我抽烟挺厉害的。”

“可就几个星期啊，”西尔弗说，“再长了不行。卖货我们不需要帮手，我弟弟和我两个人还嫌多呢，所以一般只有一个人在店里。这也是我们开这家店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赚钱，可不想累死。我说得对吧？”

“当然！”

“奇怪啊，我们彼此还谈得挺投机，可我们几乎还不认识呢。”

我没有告诉西尔弗，只要一直顺着对方说，理解就不是问题。一位戴羽饰帽的女士走进店里，她身上窸窣作响，肯定穿了好几层丝绸衬裙，才到处都发出这种摩擦声。她浓妆艳抹，曲线毕露，脸却已经松弛，一看就是个上了年纪的风流女人。“您这儿有威尼斯风格的家具吗？”她问。

“我们这儿有最棒的！”西尔弗一边回答一边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离开。“再见，奥尔西尼伯爵！”他相当大声地对我说。“明天一早我们会派人把家具给您送去。”

“不要早于十一点，”我回复道，“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送到里兹酒店。再见，亲爱的。”

“再见！”西尔弗带着浓重的口音用法语说。“十一点半准时送到。”

“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够了！你不觉得吗？”

他关掉了电视机。刚才一位播音员充满自信地在报道德国发生的事件，他长着一张胖脸，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已经听过两个其他频道的相关报道了。那坚定自信的声音越来越小，那张脸令人惊奇地消失在黑影中，黑影从屏幕四周向中心聚拢。

“谢天谢地！”希尔施说。“电视机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它关掉。”

“收音机更好，”我反驳道，“看不见播音员。”

“你还想听广播吗？”

我摇了摇头。“事情已经结束，罗伯特！失败了，没有任何积极结果，这不是革命。”

“是政变，由军队发起，又被军队镇压下去。”希尔施用他那明亮而绝望的双眸望着我。“这是军界专家们的造反，路德维希。他们知道这场战争输了，他们想挽救德国免遭毁灭。这不是人道主义的起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起义。”

“这二者很难分开的。这不仅仅是军方的起义，也有老百姓参与。”

希尔施摇了摇头。“可以分开的。假如希特勒继续打胜仗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场起义不是针对由杀人犯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它是针对渎职者政权的。人们不是因为反对集中营和毒气杀人而示威游行，相反，是因为德国遭到了破坏而抗议。”

我同情他，他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在折磨自己。他在法国的生活主要由愤怒、正义感、冒险和同情混合而成，而不包括道德与受到损害的世界观。要是光讲道德，他早就落入别人的圈套了。尽管事情看上去很怪，他对纳粹采取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比纳粹还要技高一筹。纳粹尽管丧尽天良，他们却是卫道士，而且拥有沉重的世界观：黑色道德与令人冷汗直流的黑色世界观。他们的责任心经常不外乎奴隶式的盲从和唯命是从。与他们相比，希尔施甚至占有优势：他没有背负沉重的军用背囊，而是轻装上阵。他在遵循自己才智行事的同时，没有成为感情的奴隶。他没有白当一个德意志人，当追赶他们的人还像猴子一样蹲在树上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就已经崇尚科学与哲理了。当他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那由两千五百多年受迫害、遭苦难以及听天由命形成的传统——他就具有反应更快的优势。要是他意识到这一传统，他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他就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