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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不置可否，另一位不耐烦了。“我们得去别处继续搜索，吉姆。”他转过身对我说：“您不知道夜里一个人在这儿乱跑是危险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危险的是其他事情。我又看了看旋转木马游戏场。“这里夜间有一伙人出没，”高个子警察解释说，“抢包的，小偷什么的。这里随时都有人作案。难道您愿意让人给打残废了吗？”

他笑了起来，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盯着自己的护照，它仍旧在那个矮个子警察手里。我现在一无所有，就剩这本护照了，要想回欧洲没它可不行。“请跟我们来。”吉姆终于说。他们并没有把护照还给我，我跟在他们身后向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走去。“请您上车！”吉姆说。我钻进了汽车后座，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会儿我们就驶出了公园，来到五十九大道。车停了，吉姆转身把护照递给了我。“好了，老兄，”他说，“您可以在这儿下车了。要是在公园里，没准儿什么人真能袭击您呢。”

两个警察一同笑了起来。“我们是博爱主义者，”高个子的解释说，“只要情况许可，老兄，我们是真正的博爱主义者。”

我感到自己的后脖梗子突然出了冷汗，我一边机械地点着头一边问：“晨报已经出来了吗？”

“出来了。那个杂种还活着。杂种们总交好运。”

我沿着大道往前走，经过圣莫利茨酒店，这家酒店是我在纽约见到的唯一一家前面带个小花园、里面摆着桌椅的酒店。纽约没有巴黎、维也纳或任何一座欧洲小城那种提供报纸的咖啡馆，大概因为这里没有人有时间泡在那里看报纸。

我来到一个报摊前，忽然觉得很疲惫。我匆匆扫了一眼第一版，希特勒没死。所有其他消息都自相矛盾，有的说是军事叛乱，有的说不是。柏林好像还掌握在哗变部队手里，但哗变的首领已经被捕，是被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逮捕的。希特勒还活着，他没有被捉住。他已经下令绞死叛乱者。

“下一批报纸什么时候到？”我问。

“凌晨，那就是日报了，这里这些已经是晨报了。”

我惶惑地望着卖报的。“收音机，”他说，“打开您的收音机，各家电台都通宵播送最新消息。”

“说得是。”

我没有收音机，可莫伊科夫有一台。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因为突然疲惫得再也走不动了。此外，我也想快速回到旅馆，一方面我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另一方面却又怪异地觉得事不关己，就好像听到的和感到的这一切都隔着一层棉花似的。

莫伊科夫在旅馆，他没有出去。“罗伯特·希尔施来过。”他说。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以前。”

那正是我去他住处找他的时候。“他留下什么东西了吗？”我问。

莫伊科夫指了指一台收音机，上面的镀铬按钮闪闪发光。“他给你送来了这台收音机，是珍妮丝牌的，一款非常好的机器。他说你今天会用得上。”

我点了点头。“他还说什么了吗？”

“他在这儿一直等到半小时之前。他很激动，尽管如此却还是悲观。他说德国人革命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连反叛也注定得失败。德国人信奉的上帝是命令和服从，而不是良知。他管这次谋杀叫军事叛乱，这出血腥闹剧的动机不是出于正义，不是因为纳粹搞大屠杀，而是因为纳粹输掉了这场战争。直到半小时前，我们都一起听了新闻广播。当听到希特勒活着并叫嚣要复仇时，希尔施就走了。他把这台收音机留给了你。”

“此间又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希特勒要演讲，好让人民相信他的获救是天意。”

“他当然会这么解释。有前线部队的消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