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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了。还是您累了？”

我摇摇头。“自由了就不会轻易觉得累了。”

“或者正因为自由了，才会觉得累。”莫伊科夫反驳说。“一般流亡者来到这里后都会累瘫的，经常会睡几天几夜。我想是彻底安全后的精疲力竭。您不是这样吗？”

“不。至少我还没有感觉到累。”

“也许稍后会感到的，疲倦感肯定会来的。”

“好。”

莫伊科夫去取棋子。“拉赫曼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仍旧在他心仪的女人那儿。”

“您认为他今天会如愿以偿吗？”

“怎么会呢？她会和他与那位墨西哥人一起去吃饭，让他付账。他一直是这样吗？”

“据他说不是，他说自己自从跛腿后就有了心理障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难以想象，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了。”

我看见有个人影跨门而入。是个上身稍微有些前倾的年轻女子，瘦长脸。她面色苍白，有双明亮的灰眼睛，头发红褐色，看上去像染过似的。“玛丽亚！”莫伊科夫惊讶地脱口而出，站起身问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也站了起来。莫伊科夫吻了吻这位姑娘的两颊。她个子比我矮一些，穿着一身紧贴在身上的套装。她说话有些仓促，声音沙哑，铿锵有力。她没有注意到我。“来杯伏特加？”莫伊科夫问。“或是威士忌？”

“伏特加吧。不过只要一点点！我还得上路，去拍照。”

“这么晚了还拍照？”

“摄影师只有这么晚才有时间。给衣帽拍广告。小帽子，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看到她本人就戴着一顶帽子，更确切地说是一顶小便帽，黑色，斜压在头上，几乎看不出来。

莫伊科夫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这位姑娘问我。她与莫伊科夫刚才说的是法语。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她说。

“我也恨。”我回复道。

她吃惊地盯着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迅速解释说。“不是恨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恨具体什么人。”

“您得理解：现在正打仗。”

“是的，”我冷漠地回答，“我也知道，现在在打仗。”

我因自己的国籍受到辱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法国这曾是家常便饭。战争是进行简单归纳的大好时光。

莫伊科夫拿来一瓶酒和三个小酒杯。

“别给我倒。”我说。

“您生气了？”姑娘问道。

“没有，我只是什么都不想喝。我希望这不会也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莫伊科夫会心一笑。“干，玛丽亚！”他边说边举起酒杯。

“酒是神仙给我们的馈赠！”姑娘说罢一仰脖就把自己那杯干了，活像一匹小马驹。

莫伊科夫举起酒瓶。“杯子很小，再来一杯？”

“谢了，弗拉基米尔。够了，我得走了。再见！”

她也伸手与我告别。“再见，先生。”

她握手用力之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再见，女士。”

莫伊科夫把她送到门外，回来后问道：“她惹你生气了？”

“没有，是我自找的。我本可以说自己拿的是奥地利护照。”

“别想太多。她没别的意思，只是有口无心。一开始她几乎令每个人恼火。”

“真的吗？”我不快地问。“其实要想让每个人恼火她还不够漂亮吧。”

莫伊科夫眨了眨眼。“她今天情绪不好。认识她时间久了，就能发现她身上的优点。”

“她是意大利人吗？”

“我想是吧。她叫玛丽亚·菲奥拉。像这里的许多人那样是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或是俄国犹太人。她是摄影模特儿，以前在这儿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