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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盲目地举起枪，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咔嗒一声，我又扣了一次扳机。枪还是没响。

“我回过头。温梅尔和押送我的两名士兵站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观望。人质们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勇气开枪。我转过身又打了一次。还是不响。我转向校官，用枪比划着，表示打不响。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但是没昏过去。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

“我回答：‘枪打不响。’

“‘那是施迈瑟式冲锋枪，绝好的武器。’

“‘我已经试了三次了。’

“‘打不响是因为没上子弹。平民是不准拥有装弹药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枪，还是不能理解。人质又静下来了。

“我很绝望地说：‘你叫我怎么杀死他们？’

“他笑了，那笑容像挥舞了一下军刀，瞬间消失。他说：‘我正等着呢。’“这下我理解了。我必须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实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个疯子，因此他是无辜的，因为一切疯子，无论他多残忍，都是无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来的人物，肉体和灵魂都极端丑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刚愎自用，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种超人的成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真正的罪恶，真正的丑陋体现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体现在那些较少疯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心灵间的对峙。

“我向他走过去。两名卫兵以为我要对他进行袭击，迅速举枪准备还击。但是他对他们说了点什么，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我在距他大约六英尺处停下来。我们互相对视着。

“‘我以欧洲文明的名义请求你停止这种野蛮行为。’

“‘我命令你继续执行处决。’

“他眼都没眨一下又说：‘如果你拒不执行这一命令，你自己将被立即处决。’

“我走过干燥的地面，回到铁门旁。我站在那两个人面前，正想开口对其中一个人说话，他似乎能理解我别无选择，必须对他下手。但是我开不了这个口，这也许是因为我和他近在咫尺，已经看清他的嘴受了什么样的重创。它不仅被重击或猛踢，而且还被烧伤。我想起了那个手持铁棒的人，想起了电炉。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烙他的舌头，用滚烫的铁把他的舌头直烧到根部。他喊出那个字来，终于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那令人心惊肉跳的五秒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对这位游击队员的内心世界有了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理解比他自己还要深刻得多。是他帮助了我。他竭力向我探出头来，说出他已经说不出的那个字来。他发不出声音，只看见他的喉部在扭动，几个音节噎着发不出来。他想再次说出来的还是那个字，错不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得出，那个字就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生命中，完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人所说的话很少出于同情、出于怜悯，甚至很少出于人性，但却深刻得多。他的内心世界和我完全相反。在我心目中，生命是无价的，它是那么宝贵，的确是无价之宝。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样东西具有无价的品质，那就是自由。他是不可改变的，他是精英，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超越文明，超越历史。他不是上帝，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我们能理解的上帝。但是他证明确实有一个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上帝。他有否定的最终权利，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或者通过他显示出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精神失常的温梅尔、可鄙的德国和奥地利部队。他享有一切自由，从最坏的到最好的。有在新沙佩勒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自由。有把农民姑娘抓来开膛剖肚的自由。有用铁丝剪阉割游击队员的自由。他超越道德规范，跳出事物的实质部分——包罗一切，享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只反对一件事情——禁止做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