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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往前走,很快就消失了。我和古斯塔夫一起回到农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让他失望,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有一股自以为了不起的傻劲,好歹我还是理性学社的创始成员之一。最后我想出了一个计划:单独去拜访亨里克,明确告诉他我是医生,想看看他的眼睛。我可以趁看眼睛之机,窥视他的内心世界。

“第二天中午,我到了亨里克小屋的外面。天下着毛毛雨,天色灰暗。我在小屋门上敲了几下,往后退了几步站定。好久没有动静。后来他出来了,身上的穿着和前一天完全一样。我和他面对面,又靠得很近,他的凶残表情看得更清楚了,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本来很难相信他是个近乎失明的人,因为他眼神忧郁,像在凝视着什么。但此时我就在他眼前,终于看清他虽貌似凝视其实并不聚焦。我还看清了他双目都有典型的白内障浊斑。他当时一定感到很吃惊,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我问他是不是懂英语——其实古斯塔夫告诉过我他懂英语,但我想让他自己来回答。他一言不发,举起了手中的棍子,似乎是不让我靠近。那架势像是警告,不像是威胁。因此我就把它理解成,只要保持一定距离,我还可以继续把话说下去。

“我告诉他我是个医生,我对鸟类有兴趣,我到塞德瓦雷就是来研究鸟类的,等等。我讲得很慢,因为我知道他可能已经有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英语了。他毫无表情地听我讲。我开始谈到现代治疗白内障的各种方法。我还告诉他,医院肯定能治他的病。他始终一声不吭。最后我也不再讲了。

“他转过身,返回屋里。门还敞着,于是我就站在那里等。他突然又出来了,手里操着,尼古拉斯,我今天下午遇见你时拿的家伙。一把长斧。我立刻明白了,他不是想劈柴,而是想动手杀人了。他稍一犹豫,立即向我冲了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长斧。要不是他视力不济,他无疑已经把我给劈了。千钧一发之际,我及时向后躲闪,幸免一死。斧刃深深地砍进了泥土里。我趁着他从地里拔出斧头的时候仓皇逃命。

“他穿过小屋前的小片空地,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我钻进树林又往前跑了大约三十码,但是他跑到第一棵树跟前就停住了。只要距离二十英尺,他可能就分不清是我还是树干了。他双手持斧站立,仔细聆听着周围的动静,眼睛睁得很大。他可能知道我正在注视着他,因为他冷不防转过身,抡起长斧,使尽全身力气朝着他面前的一棵银桦砍了下去。那棵树相当大,但是被这一斧砍得上下一起摇晃。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我被他的狂暴吓呆了,一时动弹不得。他往我站立的树林里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回屋里去了,长斧仍留在刚才劈下去的地方。

“我回到农场之后,头脑一下子开了窍。一个人竟然会如此狂暴地拒绝医疗、拒绝理性、拒绝科学,这在我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此时我已经感觉到,如果他知道我追求快乐、追求音乐、追求理性、追求医学,他对这一切也都会嗤之以鼻的。长斧将会把一切旨在获取快乐的文明,把我们的科学,把我们的精神分析劈个粉碎。在他看来,除了与上帝的伟大会见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佛教徒所说的虚空。关心他的失明对他来说当然也是毫无意义的。他甘愿失明,因为唯有失明,将来有一天才能重见光明。

“几天以后,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最后一个晚上,古斯塔夫跟我谈到很晚。我对独自去看亨里克的事只字不提。那天晚上无风,但是八月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古斯塔夫走了,我到农机房外去小便。月亮皎洁,但是极北地区的夏末,夜里还可以看到白天的影子,天空深得出奇。在夜里,你随时都会感到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我听到从隔水的塞德瓦雷传来一声喊叫。开始我以为是某种鸟的叫声,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那只能是亨里克的叫声。我朝农场方向望去,看到古斯塔夫停住了脚步,站在屋外聆听。又传来一声叫喊,拖得很长,是有人在远处叫唤。我穿过草地朝古斯塔夫走去。他出事了吗?我问道。他摇头,目光仍然越过月灰色的水面,投向黑魆魆的塞德瓦雷。他在叫什么呢?古斯塔夫说,是‘你听见我了吗?我在这里。’接着又传来两声叫喊,中间有一点时间间隔,我已经能听懂这两句挪威话的意思了。亨里克是在向上帝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