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蓟丛中的驴 11（第14/16页）

他在开玩笑吗？我得习惯都柏林人的说话方式。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个外地人、外国人、返乡的美国佬，但首要的是，我是一个利默里克人。我以为自己会以一个胜利英雄、有着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返乡美国佬、在纽约各个高中挺了将近十年的人这样一种形象回来。我错误地认为自己会适应都柏林小酒馆的温暖生活。我以为自己会步入一个如此显赫、风趣而富有文学性的圈子，以至于在它边缘徘徊的美国学者会将我的每一句妙语传回国内，而我会应邀到瓦萨大学和萨拉·劳伦斯大学，给那些富有魅力的女生发表有关爱尔兰文学的演讲。

绝不会那样。如果有那么个圈子，我也绝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我只在边缘徘徊。

我在都柏林待了两年。我的第一个公寓位于艾尔斯伯里路外的海景街。安东尼·特罗洛普作为邮政督察员骑马走遍爱尔兰并每天早上写三百个字时，曾在那儿住过，我的女房东说他的幽灵如今仍然在那里游走，她还相信他的一部重要小说的手稿就埋在那所老房子的墙里。我知道特罗洛普先生的幽灵还住在那里，因为当他在半夜巡视时，油脂会突然在我的煎鸡蛋和熏肉片的四周凝结。我勘查公寓，寻找那份手稿，直到邻居们抱怨我一天到晚不停地敲墙。我在都柏林挣扎，怀着最美好的意向开始每一天的生活。我早上在比利咖啡馆喝咖啡，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圣三一学院图书馆苦读。中午，我告诉自己我饿了，然后信步走出图书馆，到附近的小酒馆（尼亚里酒馆、麦克戴德酒吧或贝利酒馆）吃个三明治。三明治需要就着一杯啤酒吞下去，正如年轻人所言：鸟儿从不用一只翅膀飞行。再来一杯啤酒可能就会打开我的话匣子，帮我和其他的顾客聊天。很快，我就让自己相信我过得很快活。小酒馆因为午后圣时而关门时，我就再到比利咖啡馆喝咖啡。那就是拖延时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对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毫无进展。我对自己说，我是个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对爱尔兰文学有点粗浅认识的笨蛋。我需要背景知识，而那意味着我得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阅读爱尔兰历史时，我在索引卡上填上任何提及美国的信息；阅读美国历史时，我在索引卡上填上任何提及爱尔兰的信息。

光读历史书还不够。现在，我得阅读重要作家的作品，以发现他们如何影响大西洋彼岸的对手，或者如何受到大西洋彼岸的对手的影响。当然，叶芝有美国关系和影响；当然，圣三一学院的埃德蒙·道登属于首批支持沃尔特·惠特曼的欧洲人。但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要说什么？在我经历所有的困难后，会有人来听吗？

我还有其他发现。我走上了一条远离美国超验主义和爱尔兰文学复兴的道路，这儿有关于爱尔兰人在修建伊利运河、联合太平洋铁路时，以及在美国内战中劈山挖土、战斗歌唱的报道。爱尔兰人经常与自己的兄弟和表兄弟立场对立，彼此争斗。不论哪儿发生战争，交战双方似乎都有爱尔兰人。即使在爱尔兰，情况也是如此。在利默里克上学时，我们不断听到那个关于爱尔兰人在撒克逊人统治之下遭受苦难的令人伤心的漫长故事，但是几乎没有听到有关爱尔兰人在美国修路、战斗和歌唱的事。现在，我阅读关于美国的爱尔兰音乐、美国政界的爱尔兰实权人物和天才、“战斗六十九”的英勇事迹，以及为约翰·肯尼迪打开椭圆形办公室大门的爱尔兰民众的书籍。我阅读关于卑鄙的美国佬如何在新英格兰全境歧视爱尔兰人，以及爱尔兰人如何还击并成为市长、州长和党魁的故事。

我用单独的一摞索引卡记录爱尔兰人在美国的故事。这摞卡片越积越多，高度超过了关于文学关系的那摞。这足以让我在午饭时间远离小酒馆，足以让我无法从事本应从事的关于爱尔兰-美国文学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