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98/109页）

我开始有种感觉，自己宛如人们四处安置的老妇人，就像奶奶一样，躲在称为“家”的熟悉环境中，接受旁人宁静的笑容，以及一成不变的照料。任他人操控自己的生活并不难，更何况，除了腹中的胎儿之外，我已经失去目标了。

是的，伯特兰绝口不谈孩子。

几周之后，我们飞抵巴黎。短短的几个星期，我度日如年。我还是很疲惫，仍旧哀伤，威廉·雷斯福德日夜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有好几次想伸手打电话或是提笔写信，意图对他解释，表达我的歉意，但我一直鼓不起勇气。

日子就这么流逝，转眼已是秋季。我躺在床上读书，用笔记本电脑撰稿，透过电话联络约书亚、班贝尔、亚历山德拉，以及所有亲友。卧房成了我的工作室。起初似乎十分复杂，但是一切终于渐渐步入正轨。伊莎贝尔、霍莉、苏姗娜这些好姐妹轮流来为我准备午餐，我的小姑每周也会陪着佐伊到附近的超市采购日常所需。身材丰腴的塞西尔，会做出她最拿手的薄饼，为我在上面抹上厚厚的奶油；而身材苗条的洛尔，也会为我做出口味美妙又带着异国风味的低卡健康沙拉。我的婆婆虽然不常出现，但会派遣她家中精力旺盛却带点狐臭的勒克莱太太前来打扫，这位清洁妇震撼人心的干劲老是造成我的子宫剧烈收缩。在这期间，我的双亲来住了几个星期，落脚在德朗布尔街上他们心爱的小旅馆里，一想到又要当祖父母，这两老欣喜万分。

爱德华每周五都会带玫瑰花来看我。他习惯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不厌其烦地要我详述和威廉在卢卡的对话。听完，他总是忍不住摇头叹息，再三说他早该预料到威廉的反应，表示他和我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威廉从头到尾就不晓得这件事，莎拉竟然隐瞒了一切。

“我们能不能打电话给他？”他的双眼充满希望，“我能不能在电话上向他解释？”接着，他会看着我低声说：“我当然不可以打电话，真傻。我太可笑了。”

我想在家里举办个小聚会，于是询问了妇产科医师的意见，并且答应我会安分躺在卧室的沙发上。医生同意了，但要求我不能提重物，并且还得保持横躺的姿势。终于在夏末的一个傍晚，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前来巴黎与爱德华相见，年轻的娜塔莉也在场，同时，我还邀请了纪尧姆。三名长者的记忆中有个共同的小女孩，他们专心翻阅莎拉的照片和信件。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问起威廉，在旁聆听的娜塔莉则帮着佐伊递送饮料和食物招呼客人。

尼古拉斯比加斯帕德年轻些，两人十分神似，有着同样的圆脸，但华发稀疏。他说起自己和莎拉间有种特别的情感，莎拉的沉默让他难以忍受，因此老爱去逗弄她，就算莎拉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出言反击，或是踢他一脚，仍然让他欢欣鼓舞，因为这代表莎拉总算暂时挣脱了心里的秘密和孤离的情绪。尼古拉斯还说起一九五〇年初期，莎拉第一次到特鲁维尔的海边游泳。她先是满脸惊异，接着便伸展双臂，欢乐高呼，迈开细瘦的双腿冲向湛蓝沁凉的大海，在浪花间兴奋尖叫。两兄弟也跟着欢乎着奔向海面，他们从来没见过犹如新生的莎拉。

“她很漂亮，”尼古拉斯还记得，“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十八岁女孩，那天，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心中还有快乐，未来仍有希望。”

我算了算，两年后，莎拉就离开了迪福尔家的生活，带着秘密前往美国，再也没有回头。二十年后，她过世。这二十年当中，她在美国过着怎样的生活？她结婚生子后，在罗克斯伯里的日子愉快吗？只有威廉知道答案，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我与爱德华对望，看得出他的想法与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