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71/109页）

我穿过卢森堡公园一路走回家。爱德华昨天没有与我联系，这是否表示他父亲的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关于莎拉的资料？我可以想象憎恨、苦涩，以及失望之情重返他的心头。我觉得十分歉疚，如此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可以说是我的过错。

我避开人群，慢步穿过蜿蜒的花道小径。卢森堡公园永远这么热闹，爱好运动的人们来这里慢跑、打太极拳、玩滚球游戏，老老少少在公园里阅读、做日光浴，母亲们推着婴儿车散步，当然也少不了园丁、观光客，以及热恋中的情侣。只要看到婴儿，我就无可避免地想起自己腹中的孩子。

当天稍早，在我还没到医师诊所之前，我和伊莎贝尔先谈过这件事。一如往常，她总是支持我的决定。她告诉我，不管我和多少心理医师或朋友谈过，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或参考任何意见，决定权都在于我。的确，选择权在我，然而这正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

我只知道不管如何都不能让佐伊知道。再过几天她就要去长岛，和夏拉的两个儿子库柏和亚列克共度暑假，接着还要前往纳罕与外公外婆相会。就某方面来说，我无疑是松了一口气，就是说，假如我最后真的决定堕胎，那么在手术时，佐伊也不在家。

回到家，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个米色的大信封。佐伊正在她房里和朋友讲电话，她大声说门房刚刚才把信封拿上来的。

信封上没有地址，只用蓝墨水写了我的姓名缩写。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个褪色的红色档案夹。

档案上标注的“莎拉”立即跃入我的眼帘。

我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档案。我激动并兴奋地自言自语：“谢谢你，爱德华，谢谢，谢谢！”

档案里有十来封信，日期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薄薄的蓝色信纸上有书写端正的笔迹。我仔细阅读。这些信件全来自奥尔良的朱尔斯·迪福尔，简短的信件里提到莎拉的进展，学校的课业，健康状况。简短有礼的文字写着：“莎拉适应得很好，今年安排拉丁文课程。春天感染了水痘。”“莎拉和我的孙子在这个夏天一同前往布列塔尼，游览了圣米歇尔山。”

我推测朱尔斯·迪福尔应该就是在莎拉从博恩拉罗朗德逃跑成功之后藏匿她，带她回巴黎，却发现壁橱惨剧的那位老先生。但是朱尔斯·迪福尔为什么要写信给安德烈·泰泽克，事无巨细地告诉他莎拉的状况？我不懂。难道是安德烈的要求？

随后我找到答案——银行收据。安德烈·泰泽克按月从银行汇款给迪福尔一家，作为莎拉的费用，并且款项不小。汇款持续十年之久。

十年间，爱德华的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着莎拉。爱德华看到这些锁在保险箱内的文件之后，绝对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我想象他详阅每封信件，挖掘出所有的事实的样子。这是他父亲最后的救赎。

朱尔斯·迪福尔的信件并不是寄到圣东日街，信封上的地址是安德烈位于杜雷恩街的古董店。我推测其中的原因应该就是祖母。安德烈不想让她知道，同时也不想让莎拉知道定期汇钱给她的是什么人。朱尔斯·迪福尔整齐的字迹写着：“如您所愿，我们从未让莎拉知道有这么一笔捐款存在。”

档案最后有个黄色的厚信封袋，我在里面找到几张照片。女孩有同样的细长眼睛和淡金色头发，然而与一九四二年六月在学校拍的照片相较，却有莫大的改变。莎拉看起来十分悲伤，原有的欢乐荡然无存。她不再是个小女孩，而是年近二十的苗条女子。尽管面带微笑，她的眼神依然忧伤。莎拉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同坐在长椅上。我翻到照片背面，朱尔斯工整地写着：“莎拉、加斯帕德与尼古拉斯·迪福尔，一九五〇年摄于图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