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24/39页）

我儿子两三岁时，每晚都缠着我或妻翻连环画讲故事给他听。

“再讲一遍嘛，再讲一遍嘛……”

一册《十兄弟》，薄薄二十几页，一晚上他竟磨着他妈给他讲了九遍！

“后来呢？后来呢？……”

他妈打着哈欠说：“完啦，没有后来啦，该睡觉啦！”

儿子听了别提多么沮丧了。他希望那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

人在幼年时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真是入迷得动人哪！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后，不再需要我和妻子讲给他听，开始自己看了。于是，我和妻子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些小人书，成了他的第一批文学读物。我和妻子常感慨于我们各自能从“文化大革命”前将那些小人书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后，而且保存得还那么好。我们当年都未想到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保存，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我们当年认为的珍稀之物加以妥善保存罢了。

儿子上初中后，开始自己买书，开始与同学们相互借阅了。

初三起，儿子不再看一切文学色彩的课外读物。

上高中后，儿子与文学的初级接触彻底结束。不是因为我和妻子强迫他那样，而是根本没有了接触的精力。

有时，我们忍不住将一本值得他读的书推荐给他，他则很烦地问：“我有时间看吗？”

我只有哑然……

我举我儿子为例想说明的是——许许多多的人，由于个人、家庭、社会、时代等某一种原因或综合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截然终结在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的阶段。只有少数人以后又续上了与文学的关系，岁月沧桑而不再中断，成为文学的执着读者和终生读者。文学依赖于他们的众寡而兴衰。大多数人与文学的关系，若青少年时期一旦中断了便一辈子永远地中断了，或者自己没兴趣再续上了，或者仍有兴趣但没条件也没心情续上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为文学的始终如一的读者，也是需要一些起码的条件起码的心情的。对于他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成了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短暂的“初恋”。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班里有六七名爱看小人书的同学。当年，一名小学生买一本小人书是很奢侈的事，尽管一本小人书最贵才两角几分。

我上初中时，班里仅有三四名喜欢读小说的同学。同小学相比，与文学发生初级接触的同学不是明显多了，而是少了。这是因为小人书已经不能给予初中生更大的阅读满足，而买一本三十二开的“大书”，自然是一本小人书定价的数倍，也自然是更奢侈之事。你无我无，大家全无。估计全校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当年我像一条专善于嗅“书香味儿”的猎狗，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有书与我交换了看，是会被我凭着敏锐的嗅觉发现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中国一切古今中外的非“马恩列斯毛”类的书，几乎全都下架了。每座城市的重要图书馆，也都保护性地封门上锁了。一封一锁，便是十年。于是全中国人的读书习惯，都被硬性地改造掉了。

我不晓得我初中母校当年那二三十名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同学，如今是否仍是文学书籍的读者。须知我的初中母校当年在哈市非是一所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学生少得可怜的学校。比起有高中的中学会少些，比起无高中的中学只多不少。因为我的初中当年成立过“故事员同学会”，曾向全市推广过如何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书籍的经验。

姑且以千分之二三十推而广之地概算，在当年三千余万知青中，也不过就有二三十万人与文学发生过初级接触，十年的知青岁月，是除了“毛选”无书可读的岁月。那二三十万知青中，后来十之七八也渐渐丧失掉了读书习惯。就好比迁往南方生活的北方人，渐渐改变了冬天戴棉帽子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