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20/39页）

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的。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化大革命”中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化大革命”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便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就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已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

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

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共五名知青教师，两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却能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

如当不了中学老师，数理化在“广阔天地”是无处可用的知识，等于白学。最初的岁月，他们还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题互相考考，以求解闷儿，用用久不进行智力运转的大脑。

而他们中文章写得好的，却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连里写各类报告、替“毛著标兵”写讲演稿、替知青先进人物写思想总结材料、为连队代表写各种会议的书面发言……包括写个人检讨、连队检讨和悼词。

写得多了，便成了连队离不开的、连干部们倚重的知青人物。

于是命运转机由此开始，往往很快就会被团里、师里作为人才发现，一纸调函选拔而去，从此手不沾泥肩不挑担，成了“机关知青”。

我也是靠了写，也是这么样，由知青而小学教师而团报导员的，也做了一年半“机关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