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9/39页）

最后，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三、知青与知识

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

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

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便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了。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一夜之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初中生、高中生，便通通由学生而成为“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也将永远成为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于是便成了浮萍似的游荡于城市中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而一味“造反”，不但自己烦了，毛主席也开始烦他们了。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则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