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4/39页）

对于大学里的红卫兵，我们姑且不谈。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几乎全国一切大学里的红卫兵，都曾分裂为两派。一曰“造反派”，一曰“保皇派”。“保皇派”一般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反对“触及皮肉”。“保皇派”们高举的旗号是“十六条”。“十六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以“党中央”的名义颁布的。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实际欣赏的是“造反派”，反而并不太喜欢主张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红卫兵们。所以，江青才敢在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公然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并提出了使“造反派”们欢呼“江青同志万岁”的唯恐天下乱得还不够的口号——“文攻武卫”。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最大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八八团”，乃是由毛主席亲自下令解散的。以上历史情况起码可以说明，无论在大学里、高中里还是初中里，确曾有一批红卫兵，他们的本愿其实是只想动笔，不愿动手，只想批判别人的思想、路线，不愿逼得别人家破人亡。总而言之，他们希望以较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也客观上起到了对“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观上毕竟与很凶恶的红卫兵有区别。

“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已经读到了初三初二初一、高三高二高一的学生；“新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由小学升入初中或由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新三届”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两年内是小学生，是“红小兵”。即使也“造反”过，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毕竟不那么大。只有极少数“文化大革命”中的初中生后来升入高中。他们升入高中后，“上山下乡”已开始。红卫兵运动的已进入尾声。他们的红卫兵劣迹，是在升入高中以前，亦即在身份是“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的两年里。而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读完高中，很快也难幸免地“上山下乡”了……

所以，除却大学不作分析，初中高中红卫兵们的劣迹，主要发生在“老三届”中，“新三届”的同代人，显然比较冤枉地受了红卫兵狼藉名声的牵连，其大多数当予以平反。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初中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共有五十四名学生，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深刻。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才有人敢于公开制止。当然，公开而严厉制止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的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初中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超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特别彻底，表现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好学生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吗？比在功课方面取得好成绩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而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着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使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