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3/39页）

我满足他们的请求，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可笑简直使我觉得可以游戏的心情对待他们的采访。

那一天晚上小餐厅无人用餐。大餐厅里只有两桌人。一位老妇人，不是奶奶必是姥姥辈的年龄最长者；六十岁左右的一对夫妇；三十岁左右的儿、媳或女儿和女婿；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分明是一家六口。六十岁左右的父母不可能当过红卫兵；三十岁左右的小两口大约出生于六四年或六五年，那么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才十一二岁，也不可能是红卫兵。显然，这一六口之家的每一成员都不可能有什么“红卫兵情结”。他们到“黑土地”用餐，不外乎两种原因——或是离家近，或是专为吃东北菜而至。

另一桌就是我这个中国人和德国的采访者们。而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用餐。于德国的先生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我，纯粹是出于礼貌，为照顾他们的情绪。

德国的先生们大约感觉到了摄入镜头的气氛不够理想，还去采访那一家人，通过中国翻译尽问傻话。比如：

“你们一家为什么偏偏到这里来吃饭？”

“到这里来吃饭是希望引起特别的回忆吗？”

“那一种回忆对你们很难忘吗？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可他们却遭到了相当冷淡的对待，显然那一家人不高兴他们的用餐受到滋扰。

于是我说：“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多么想要获得哪一种回答。让我告诉你们，我这个知青和当年的红卫兵，是第二次到这里。第一次是开会在这里用公餐。据我所知，这里并非当年的知青常来的地方，因为北京有许多比这里便宜的餐厅。出差的外地人倒是常来，因为他们吃的大抵是公款。而相对于公款，到这里来又算低消费。至于用图钉按在墙上的知青名片，我第一次来时就有了。此次来并不见知青名片增加了。至于那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依我看纯粹是出于商业经营的目的，与有些餐馆悬挂旧上海的月份牌美女的目的没什么两样。总之先生们最好明白，这里根本不是德国当年的诺伊曼咖啡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具有政治色彩的地方，其与北京的一切餐馆饭店毫无区别。先生们的想象不但太主观，而且太好奇。在中国，出现毛泽东的画像，哪怕是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画像，与在德国又出现希特勒的画像是完全不同的事。如果先生们对此并不明白，那么意味着你们对希特勒还缺乏起码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极其简单肤浅的……”

我看出，我这个被采访者，不但使他们感到一时难以驾驭，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极为沮丧。

第二次在“黑土地”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我预先就通过翻译向采访者们指出了“第三只眼看中国”的误区，而且坦率言明了在同一地方接受第一次采访的感想。我的先发制人打乱了他们的采访计划，他们不再问红卫兵，不再问“文化大革命”，而问中国的“改革”和经济问题了……

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国外关于中国红卫兵和知青的文章书籍相当不少，似乎具有颇执着的追踪性。只要今天的中国返城知青一有活动，其活动几乎立即就被涂上了政治色彩，而且总是与知青们的前身红卫兵联系在一起加以主观评述。国内这样煞有介事的言论虽已不多见，但也不是完全消亡了。

仿佛，有一根绳子，始终若隐若现地将知青与红卫兵各拴一头儿，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认为，红卫兵该当是声名狼藉的称号。如果居然不是这样，那么中国简直不可救药。

我认为，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化大革命”所卷挟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