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6/39页）

还以我的初中母校为例，三十余人虽然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余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初中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革命娱乐场”。母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数名老师都遭到过他们的凌辱。比如被乱剪过头发，被用墨汁抹过“鬼脸”，被抄过家。

而起码有半数学生，在那种情况之下不得不呼喊口号，以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并无政治抵触。这实际上也等于直接支持了他们，间接伤害了被伤害者。有几次，我也是这类红卫兵之一。仅仅为了一份合格的“文化大革命”鉴定，我虽然违心但是毕竟参加过所谓的批斗会。

一次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的批斗过程中，突然有一名手拿墨汁瓶的学生走上台，台下的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究竟要干什么，被批斗者们的脸上、身上就都已变黑。

刹那间，台下极为肃静。

那是发生在我的母校的第一次公开凌辱师长的行为。那一名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因某种劣迹受到过处分。

台下刹那间的肃静说明了许多学生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不但震惊，同时还产生了反感。

我当时的心理更是如此。我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对这件事做过较详细的描述。

于是台上的学生在那一阵异常的肃静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口号。

台下呼应者寥寥无几。

有名女生怯怯地喊了句：“要批判思想，不要凌辱人格！”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

当然，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也是对人格的凌辱，但却似乎在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接受范围以内，并不认为过激。

亲眼目睹了数次凌辱事件以后，我的心理对此现象竟渐渐麻木了，反应不像第一次那么敏感了。仿佛这也属于“革命”的常规现象了，所谓见多不怪了。

我想，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人，其心理渐趋麻木的过程应和我一样吧。

又一次，我与几名同班同学到我家附近一所中学去打篮球，见操场上围了一圈那所中学的学生——有一个人颈上被拴了链子，被抹了“鬼脸”，像狗似的被牵着绕着操场爬，还在被踢着的情况下学狗叫……

那人是那所中学的校长。

我和几名同学见状转身便走。我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很善良。我们的心灵中无恶。对于我们所憎恶的现象，我们也只有默默转身走开。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制止得了。你的制止在当年也肯定不同于现在提倡的见义勇为，反而会使遭凌辱的人雪上加霜。

保守一些估计，平均下来，倘每所中学有五十名凶恶的红卫兵，那么全哈尔滨市近八十所中学，就是一支四千余人的具有暴力倾向、虐待倾向的“队伍”。算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同类红卫兵，再算上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同类人，将是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相对于二百余万人，三万余人仍只不过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三万余人，就是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全面混乱，人人觉得危机四伏，做梦都担心某一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宣布为“革命”对象甚至“革命”的敌人。

那三万余人，七十分之一，乃当年生逢其时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没有任何权威可限制他们的几乎任何“革命”行动。

当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因不断制造武斗在北京接受周总理调解时，甚至趾高气扬，根本不将周总理放在眼里。

当年哈尔滨红卫兵人数对比、思想对比和心理对比的概况，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全国学生红卫兵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