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第13/16页）

他们两个都是地道的波士顿人，年龄相仿，萨姆纳年长一岁。自从在哈佛相识之后，他们相交了20多年。和萨姆纳不同，阿博顿选择了一种为自己的喜好活着的生活。（阿博顿早期在巴黎给他父亲写信说：“我经常出去吃饭，随意地吃喝，之后香甜地睡觉，用彩笔绘画，很风雅地畅谈……”）不过，还是很难找到两个美国人有他们这么多共同爱好的——歌剧、话剧、艺术、书籍、旅游和思想的喜爱以及这些方面的知识。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话题上深谈下去，兴致勃勃。

也许，他们的友谊有点儿同性恋的味道，但没有证据。阿博顿的性取向可能有些模糊，但除此之外不得而知。另外，萨姆纳的政敌利用能抓住的一切机会诋毁他，对任何丑闻都不会放过，但没有这方面的流言。

有时他们在巴黎一起吃饭时还有另外的客人。一天晚上，是一位美国的海军军官威廉·林奇，他最近写了一本畅销书，是有关在约旦河和死海探险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两个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记录下那些情况。很容易想象他们一起在诸如三兄弟之类的饭店，点了饭店的特色菜蒜拌腌鳕鱼、一瓶或更多的波尔多酒堡的干红或干白葡萄酒，在谈论莫扎特、威尔第或他们最近看的、让他们喜爱的多尼采蒂的《玛丽·斯图亚特》，或者谈论济慈、大仲马或鲁昂或巴黎本身，一个傍晚很快就过去了。萨姆纳的谈吐中没有许多的幽默，而阿博顿则是妙语连珠。

谈论最喜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华盛顿的政界是很难得到的，对于萨姆纳来说，这是能得到的最好的药物。他的老朋友阿博顿曾说过：“当美国的好人要死的时候，他们去巴黎。”

5月24日，萨姆纳在巴黎住了两个月之后，出发去外省旅行。接下去的两个月，他有点儿头脑发热，又到了伦敦、德国、荷兰、布鲁塞尔和苏格兰观光。他又有点儿感觉不太好了，他咨询了一位伦敦的骨相学专家。专家告诉萨姆纳他的大脑“虽然看起来运转很好”，但受不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压力。

到1857年12月初，他返回了华盛顿，及时赶上了议会的新一届会议。结果，他发现自己坐在那里听就很累。他既不能工作，也受不了首都的“卑劣和庸俗”。12月底他又离开了，几乎一下子就好多了。之后，他又试过几次要回到华盛顿，但结果都不行。

他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参加参议院会议，不过马萨诸塞人没有抛弃他。没有什么认真的声音要求他辞职的，没什么人谈起取代他，他知道，在这方面他非常幸运。

又有几个医生劝他返回欧洲，他又一次踏上了驶往勒阿弗尔的航程，于1858年5月22日出发，这是他在参议院遭袭的两周年。

萨姆纳落下的病痛到1858年时不用担心再复发了，一些在巴黎的美国朋友推荐他去见一位名叫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加德的法籍美国医生。这位医生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胆，敢于在动物和人身上做试验”而闻名。

布朗·塞加德来到了萨姆纳的旅馆，经过了3个小时的检查，最后肯定地断定：布鲁克议员打的伤，由于当时萨姆纳的坐姿，严重地伤害了脊髓中的一些关键点。这位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法是“火疗”，用蘸了燃烧物的药棉在萨姆纳背上的关键点的皮肤上烧。布朗·塞加德提醒说，这样的治疗可能会很痛苦。萨姆纳要求立即开始，并选择了不用麻药，以免减弱治疗效果。

在旅馆的房间里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萨姆纳咬牙忍受着痛苦，紧紧地抓着椅子背，最后把椅子背都掰断了。

在接下来的五周中，他又经受了五次这样的“治疗”，都没有使用麻药。他在给朗费罗的一封信中说：“医生很清楚，没有这样痛苦的治疗，我将永远是一个残废，总会突然或者严重地复发。当然，生命有时要经受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