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风雨欲来（第7/9页）

她住在一个长长的宿舍里。这里住了20位姑娘，都是法国人，大多数都比她小10岁。她们都“漂亮可爱”，除了在这个机构学习之外，没受过别的教育。每人都有一张铁架的窄床、一张椅子和一个小台灯。砖铺的地面擦得锃亮，走在上面有打滑的感觉。她写信给母亲说，她应当穿着白大褂画张像，“还有法国的姑娘们确实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5点半是一天的开端，整天都是讲课和在病房、诊所里的工作，几乎没有停顿。不允许有任何的干扰，没有报纸，除了医学书籍之外，没有其他的书。中午的钟声宣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始，有一片面包、一小瓶葡萄酒、汤、煮肉和蔬菜，大家吃饭都“匆匆忙忙”。

根据伊丽莎白的描述，夏里埃夫人是“一个有点儿畸形的女人，上了年纪，但肤色仍然润泽，有一双和善的蓝眼睛”，受到学生们的喜爱。考虑到伊丽莎白是外国人，夫人每次上课时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以便让她能够完全理解课堂内容。

每周都有几天“值班”的时间，每个学生白天或者晚上都要在病房值班。每天早晨都会有三个学生来到夏里埃夫人面前，进行口头测验，考察对前一天学的东西掌握得怎么样。夏里埃夫人那轻飘飘的高卢口音似乎在阐释着巴黎这个城市的氛围。伊丽莎白写道：“如果她们的回答迅捷而且准确……她的脸上就会绽开笑容。她的‘好！太好了！’确实对我有很大的鼓舞，听起来是那么的真诚。”但是如果学生吞吞吐吐、回答声音太小或者不知道她应当学会的东西，她就会发出吓人的斥责。

她的确发火了，一会儿挖苦，一会儿怒斥，从椅子上站起来，拍着手，看着天空。如果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好的回答，那么一切都过去了，她表达起满意来，其程度也和生气的程度一样大……开始时，我对这种暴风雨般的指导有些惊讶，不过这看起来真是有必要，而且效果不错。

这就是日常的生活，是巴黎医学界里面的一个世界，和男性的“医学界”迥然不同而且完全隔绝。就像一个法国医生告诉伊丽莎白的，这提供了“见证奇迹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短短的四个月，会见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的婴儿，比有些医生行医一辈子见到的都多。

在妇产医院的学习临近结束，伊丽莎白的一只眼睛受到了感染。卧床几周后，一只眼睛失明了。不管她是多么的不情愿，但这使她成为外科医生的希望破灭了。

写到她受到的照顾，她说：“大家都是那么的友善。”

她总结道，妇产医院的培训是艰苦的，没有隐私，空气不好，食物不好，工作辛苦，缺少睡眠。“但是在那样一段的努力中，所得到的医疗经验是无价的。这段经验使得我后来能够充满信心地从事妇产科医学，没有任何一段学习可以比得上这段时间的努力”。

几年之后，她就创办了纽约女子医院与学院，一个完全由女性办的医院。

同一年，也就是1849年夏天，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专心于妇产科学习的时候，另一位美国的先驱者以不一样的方式，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中让世人感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位是威廉·威尔斯·布朗。他作为出席大会的800名代表之一，在圣拉扎尔街的圣塞茜尔会议厅，参加了由维克多·雨果主持的世界和平大会。他是一位演讲家和作家，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本人就是一名逃亡的奴隶。

他生于肯塔基。在1847年出版的《威廉·W.布朗——一位逃亡奴隶的自述》一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母亲是奴隶，父亲是奴隶主。10岁时，他听到了母亲被监工鞭打所发出的哭喊。他几次逃跑，最后终于成功。18岁时，他逃出俄亥俄的时候，一位名叫威尔斯·布朗的贵格派教徒给他提供了避难所。此后他就用了他的名字。以后的数年，他在伊利湖上的汽船上工作过，接受了教育。作为废奴主义演说家，他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的废奴协会中有了一定的名气。他英俊、善于表达，讲的事情令听众的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