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医学界（第13/15页）

法国的医院和法国的医疗方法给萨姆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他未来的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而他在索邦学院所见到的对他的未来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萨姆纳在日志中记录，1838年1月20日，星期六，他在索邦学院听了关于赫拉克勒特的哲学理论的一场讲座，讲座是阿道斐·玛丽·德考华讲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头发灰白，语速很慢。

“他的听众很多，”萨姆纳写道，“我注意到学生中有两个黑人，也许是混血儿，有三分之二的黑人血统，他们穿着时髦，有着年轻人春风得意的神情……”他仔细观察，别的学生对黑人学生“很接受”，他注意到：

他们站在年轻人中间，肤色对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对此很高兴，尽管作为一个美国人，从印象上来说感觉有些奇怪。那时我感到，美国人中自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的结果。

对萨姆纳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醒。在这之前，他没有对黑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点儿兴趣，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他在几年前去华盛顿，坐火车穿过了马里兰州，第一次见到了奴隶。他们在田野里干活，他在日志中表示出了对他们的蔑视：“他们似乎就是能动的一堆堆的肉，比畜生的智力高不了多少。”现在他再也不这么想了。

萨姆纳的觉醒不是一下子出现的——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态度也是教育的结果，不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一旦觉醒了，其结果是很深远的。的确，这些美国人要从巴黎“带回国”的东西中，有新学的专业技能、新思想、新的看事情的方法，对种族的看法同样重要。

像许多人一样，萨姆纳也希望能在巴黎多待些日子。在1838年春，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他写信表达了他的遗憾：“有上千件的事情是我想干的、学的、研究的，结果没干、没学，也没有研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补充道：“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这么热爱我的祖国……”

美国人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都在流向巴黎这个“医学圣地”。同样，这些法国杰出的医生——李斯佛朗、韦尔博、鲁、路易——继续领着他们巡查，给他们上课。在专业的星座中唯一消失了的一颗明星是纪尧姆·杜沛伊特朗。在他的葬礼那天，在去往柏尔·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路上，学生们解开了拉灵柩的马匹，他们拉着他到了墓地。

在19世纪30~60年代之间，有700多名美国人来到巴黎学医。几乎所有人后来都回国行医，用他们的所学给美国的医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并把所学传了下去。

每个从巴黎学成归来的年轻医生回国后，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对梅森·沃伦的评价具有代表性：“除去其他一切之外，仅就他在欧洲待了那么久这件事本身就让人重视他。当时美国出国旅行的人没有多少……”当然，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有些从巴黎回国的人有点过于扬扬得意；而那些一直待在国内从未出国的医生看不起出国学医，并公开批评法国的医学。

几十年之后，到了19世纪90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威廉·奥斯勒，也是美国医学界德高望重的先生，写道：“现代的医学科学”，“在本世纪初，出现在法国。”特别是皮埃尔·路易的学生们对美国医学的科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世纪30年代在巴黎学习的人中，差不多有70人，也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后来在美国的医学院授课，有几位成了美国有名的医生。费城的威廉·吉布森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首席外科专家；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威廉姆斯在巴黎期间开始对眼病感兴趣，后来成为哈佛的第一位眼科教授；乔治·珊塔克成了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另外，有些人以别的方式为国家做着贡献。比如，威廉姆斯就写了三本眼科学的著作，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眼科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