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1/17页）

许多年过去了，我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每天都写一两篇，因为机器在午夜开动，因为每天下午都“发生着什么”，有时在隔壁街道，有时在坦噶尼喀[341]。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长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经地盯着我说：“当心。”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闷热房间内。“当心，”他说，并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人很长时间都以为自己花的只是利息。但有一天意识到，他早就开始花本钱了；可这时已经晚了……”我怜悯地耸耸肩将访客送到门口；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当心。新闻写作也是种鸦片；它可以让人毁灭，但在毁灭之前给你的只是美妙的麻木和遗忘。我有时疲惫，有时疑惑，有时过度亢奋，有时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写，就像医生每天做手术一样。仿佛有某种特殊的毒素在记者的神经系统里作用，侵蚀，让他不能忍受沉默。每天下午六点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既不舒服，也不浪漫，只是一种故作的兴奋：每天都有谁杀了人，每天都有谁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谁在某个地方撒弥天大谎，每天都有谁做虚伪之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源于腐臭、悲凉的生活原态，我用笔尖划拉出旁枝末节，即便这样，它也是某天某地人类悲惨生活的芽孢杆菌，某种致病源；我相信，这就是新闻写作……或许，其意义最多也不过如此；揭示什么，并同时相信，我们揭示出什么事情或什么方向……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的神经系统仿佛被通上电，开始用触角和犄角触探世界：我埋头在国内外报纸堆里搜寻关于这一天的、必须讲给什么人的琐碎事件，我必须讲给自己或讲给别人，否则就会难以忍受，就会丧失活着和写作的意义——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非常拐弯抹角，有时只是稍稍提到我想讲的东西——随后，我开始感到特别的恐惧、“高压”、焦虑和持续几小时不会消失的紧张，直到我被迫坐到写字台前，不管写得好坏，我都要写下我相信自己能够讲述并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东西，或慷慨陈词，或结结巴巴，或精神抖擞，或麻木笨拙。

好记者总是很好斗——即使在认可、同意或祝福什么的时候也一样。记者固执地探究生活现象，阿们，确实相当无聊，不大讨人喜欢。在马戏院里，人们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兽出场，将所有误入斗兽场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我意识到，在每天下午六七点之间，我会机械性地嗅闻血腥，洞察诡计与出卖、敲诈与不公，我到处机警地捕捉“官员的丑行”、世界政要的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执念头。我意识到自己这副“好斗记者”的架势，于是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世界充满了卑鄙和诡计——但有的时候，我很想能够理解这些作为记者只能谴责和揭露的东西……尤其是，这是一种剧毒的鸦片，作家不可能毫无危险地吸食过久；凭着机械性的怀疑和趾高气昂的傲慢，记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还没有被发现，另一类已经“被发现了什么”；慢慢地，作家也被培养成了公诉人。是的，每个人都可疑……在那些年里，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死亡舞蹈，许多荣耀的名字、人类光辉的榜样、富豪和当权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们，转眼就沉入时间的潭底，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还跟他一起在城里的上流圈子里共进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额头中弹躺在工作室的长沙发上，或透过监狱的铁窗朝外叫骂；有一位半神之人，头天在他的办公室门前还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名门贵族，第二天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问——每个人迟早都会被“收进专栏”，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天成为文章的素材。这种视角并不特殊；但实际上这就是新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