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0/17页）

在这一带住着各种亲属；伴随他们的焦虑和诱惑、同情和厌恨，我慢慢地开始了我的布达生活……在外人眼里，这里人的生活方式显得朴实、单纯；在家中的床头柜上总摆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杂志；当地常住居民读的那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我只通过拐弯抹角的途径听说过。影响到这里的那些文学潮流，在官方文学市场上没有人知晓——虽然在书店橱窗里摆的同样是那几位“明星”或官方文学的残废军人，但是私下里，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却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继续固执地阅读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爱读的书籍。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们为作家P. 萨特马利·卡洛伊[340]立了一尊雕像，今天这代人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再听说到这个名字——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艾尔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贝拉》在这个街区里被人们争相传阅。有一段时间，当地的商人们见到我会毕恭毕敬地问好；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在这一带传说我是“房产商”。当他们了解到真相，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位作家时——在克丽丝蒂娜所有真相都会被揭开——他们继续向我问好，但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向我回致一个问候。在街角巡逻的警察，好像也对我加强了监视，经常记录我的行踪，好像我是一个违规的养狗者。我慢慢明白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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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噢，但您之后将会写什么呢？”在佩斯，在咖啡馆里，人们经常这样问我，而且毫不掩饰心中的恶意。

是啊，在这之后我会写什么呢？我望着咖啡馆桌子上的那杯水，心里暗想：爱写什么写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抱着什么期待，而且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没什么别的，只有我的毁灭。我感觉这个挺自然，挺人性。与人相关的“文学生活”，不可能比宝石经纪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洁，更高贵。在这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所有创作上的竞争也一样，作品不仅是为自己创作，还服务于什么，当然也可能是为反对什么或什么人），跟失败的银行家或破产商人一样被套上了枷锁。

我将写什么呢？我不知道。写我“喜欢”的东西？还是不管我喜不喜欢，都要“不计后果”地写我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不计后果”是一个愚蠢、可怜的年轻人的口号，我在写作中经常喜欢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从来就不会“不计后果”——总会有一个要比绝对性原则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讨价还价，很容易为讨价还价找到“道德”上的解释。我开始写作，当然不只是写“我不计后果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我经常写一些并不需要说服自己去写的东西；我写我即兴想写的东西，写刹那间在空气中颤抖的东西，写几乎触摸不到、刚好需要讲述但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感觉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真相被披露，我错过了机会，但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随后，我天天写作，只因为在这座城里的某个地下室内有一台每天半夜都开始运转的机器，这台机器每天夜里都要吃东西，吃纸吃墨吃血吃神经，每天都在同一个时辰要东西吃，没法跟它讨价还价。我拼命写作，因为有某项法律强迫我写——并不是约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层、更复杂的法律；有一份绑缚我自己、绑缚我神经、绑缚我个性的契约强迫我写。新闻写作不可能让人“习惯”，不可能让人乐在其中；记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负责任的文字能够摧毁爱的信念；做这份职业不可能放慢节奏；假如一位记者“不计后果”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也不是很负责任——存在多种真相，每种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