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7/21页）

这座城市是年轻法西斯分子的巢穴。住在托斯卡纳郊外的贵族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们身穿骇人的制服列队聚集在法西斯的徽章下；街上黑压压一片站满了潇洒俊帅、头发浓密、狂傲自负、目光严肃而固执、在制服的魔法下变得迷狂的年轻人。年轻的意大利精英们一旦穿上制服，就可以领取每日的补助，并且能够得到一份工作；难怪他们会有如此高涨的激情！生活服从于僵化的官方秩序；房子的外墙上画着鼓动、号召的宣传画，介绍维护法西斯秩序取得的成果，例如“准点列车”，里拉的价值，公共安全……法西斯主义在那几个月里如风扫残云般将社会民主主义击得粉碎，使之化成飞烟。社会主义者遭到迫害，转入地下，就像第一批天主教徒在地洞里集会。我是来自彼岸的人，对受到重挫的工人运动充满同情，我紧张地目睹胜利的独裁者耀武扬威的大游行，内心深处充满了抵抗。不管怎么讲，我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在中欧被灌输的那套“社会进化法则”，不大适用于意大利的灵魂。我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几个月里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民族意志的集体表达。所有的外国旁观者都心怀疑虑地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和夺权者[243]的行踪。“这个人”孤注一掷，能量四射，在那几个月经常来到佛罗伦萨；我以前在柏林也见到过他，那还是在“进军罗马”[244]之前，在一家老城饭店的大堂内，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在回答记者提问；现在，我在群众集会上看到了他，被煽动得激情四射的民众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先是在佛罗伦萨，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威尼斯。在那段时期，这个人将自己的性命相当廉价地投到国际市场，我在佛罗伦萨看到过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广场，他被数以万计的民众包围着，身边几乎没有警卫，似乎只有他的星象和命运能够保护他免遭政敌的报复。

他从内到外，仿佛都刀枪不入。这个人给甜蜜无为[245]的意大利注入了成千上万马力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全新的速度；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开始泛滥，吞噬了政治，淹没了口号。这股汹涌泛滥的力量就来自这个人——墨索里尼。没在意大利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最初阶段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运动的成功秘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切。

佛罗伦萨，烈日当头。市政广场上，农妇们兜售阔檐的编织草帽；古廊桥上，每天上午金银匠们都在本韦努托·切利尼[246]银像周围支起货摊。上午，我泡在贾科萨咖啡馆或奈芙咖啡馆漂亮的大堂内，这是一天的开胃酒；下午，我跟英国人一起喝午茶，这些英国人也入乡随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礼服的托斯卡纳贵族坐在带阳篷的马车上沿亚诺河岸兜风。在托纳布奥尼大街，成群男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观赏外国女人；她们身上那股充满欲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桥的“布达”[247]桥头，在圣马尔顿广场上，对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当我推开窗户，屋外阳光刺眼，广场空空荡荡，透过斜对面教区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见老神父们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满意足地晒太阳，抽烟斗；妓院稍远，跟教堂隔了三栋房子，门口总有行色匆忙、绅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在按门铃——早晨九点，就一小会儿，在上班之前，就跟别人去咖啡馆一样。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怀着顿悟的感觉在城里游逛。上午，我去那位疯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园[248]；下午我去菲耶索莱[249]，或到卡茨尼公园看赛马；晚上我泡在小酒馆里，置身于农民中间，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杯杯地喝酸涩、黑色的基安蒂[250]。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持久、恒温、不变的幸福感从睡梦中醒来。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勃朗宁[251]和伊丽莎白·巴蕾特曾在那里住过；我从来没抱过比这更好的愿望，我想在佛罗伦萨度过平实的一生。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片丘陵里长出来的；这里没“引进”任何东西，既没有外来的建筑师，也没有外来的画家……城市和她的杰作共同呼吸，跟每栋建筑、每尊雕塑、每幅图画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亲身体验到这个——在此之前对我来说始终含糊不清的教科书概念：文艺复兴。多么熟悉的氛围，多么特别的体验，多么的似曾相识[252]啊……我记得三月午后细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别墅与古柏的马基雅维利大道，走过圣米尼亚托教堂，在那里，大卫像的青铜复制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城池；在山上米开朗基罗广场旁的小咖啡馆里，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眺望城市，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既不阅读，也不跟人交谈；不寻求“历险”，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贪婪地将城市的风景、丘陵的轮廓、山谷的蓝雾藏入记忆，就像流亡者目不转睛地看一张从家乡寄来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轨电车去塞尔托萨，去皮斯托亚，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一切都很值得观赏：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馆，一切都用来自这片泥土、来自过去时光、来自逝者心灵的同一种材料建造。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多情的时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时代最糟糕的阶段。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那幅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