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9/11页）

这本小说中，大多数的人物和地点都以真实的对应物为基础。例如，销量为二百五十二份的地方报纸是真有其事。我带着照相机和录像机前往卡尔斯。我把一切都拍摄下来，然后拿回到伊斯坦布尔展示给我的朋友们看。大家都觉得我有点发疯。还有一些事情也真实地发生过。比如我在书中描述的一段谈话：一家小报编辑说出了卡在前一天所做的事。卡问他怎么会知道，他透露说，自己听到了警察用步话机说话的内容，知道警察一直在跟踪卡。这是真实的。他们也一直在跟踪我。

某个地方的新闻栏目主持人在电视上谈论我时曾说，我们著名的作家正在为国家写一篇文章——这可是件大事。当时市政选举正要举行，所以卡尔斯的人们向我敞开了大门。他们都想对国家报纸说点什么，想让政府知道他们有多贫困。他们不知道我要把他们写进小说，还以为我要在文章里报道他们。我必须承认，这显示了我的愤世嫉俗和残忍，虽然事实上我也在考虑写一篇报道。

四年过去了，我在这座小镇来来往往。我有时会在一家小咖啡店写东西，做笔记。我邀请过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一同前行，因为下雪时，卡尔斯是个美丽的城市。这位朋友在这家咖啡店偷听到一场谈话。我在做笔记时，人们会偷偷谈论说，他在写的是哪门子文章？三年了，就是小说也该写成了。他们总算识破了我。

采访者

这本书的反响如何？

帕慕克

在土耳其，保守分子，或者说是政治伊斯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都觉得不安。不过还没有到查禁我的作品，或者伤害我的地步。但是他们感到不安，并在国家日报上写到了这些感受。世俗主义者不安是因为我写道：在土耳其做世俗激进分子的代价，是你忘了自己还必须是一个民主人士。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权力来自军方。这种情况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与文化的宽容性。一旦军队过多地参与政治文化，人们便会失去自信，而且会依赖军队来解决所有问题。人们总是说，国家和经济一团糟，我们叫军队来扫清一切。的确，他们是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问题，但是也破坏了文化的宽容性。很多嫌疑人员受到折磨，十万人被投进监狱。这给新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土耳其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次政变。我是出于这些原因才对世俗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此外，世俗主义者还不喜欢我把伊斯兰教徒刻画成人类。

政治伊斯兰教徒感到不安，是因为我塑造了一位在婚前享受性生活的伊斯兰教徒。就是这类简单的事情使伊斯兰教徒总是怀疑我，因为我并非出自他们的文化，因为我使用的语言、我的生活态度，甚至姿态都属于一个更西化、享有更多特权的人。他们认为，我很难代表他们。于是他们会这样问：不管怎样，他怎能写我们呢？他不了解我们。我的小说在几个部分里都写到了这些情况。

但是我不想夸张。我算是活下来了。他们都读了这本书，可能很生气，但是他们能以事物本来的样子来接受我以及我的作品，这种迹象体现了日渐增长的自由态度。卡尔斯的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也存有分歧。有些人说，对，情况就是这样。而另外的人对我提到亚美尼亚人的事感到紧张，一般来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这类人，例如那个电视新闻栏目主持人。他把我的书放在一个象征性的黑袋里邮寄给我，并在一次新闻会议上说，我是在给亚美尼亚人作宣传，这一点当然荒谬透顶。但我们拥有的，就是这样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

采访者

你这本书是否成为拉什迪意义上的那种著名事件？

帕慕克

不，绝对不会。

采访者

这是极为凄凉、悲观的一本书。整本小说里惟一能听从各方面意见的人——卡，最终为所有人所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