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10/11页）

帕慕克

可能我在这本书里对我在土耳其的小说家地位做了戏剧化的表现。尽管卡知道自己被人鄙视，他还是很高兴能够和所有人保持对话。他也有很强的生存本能。卡受人鄙视，是因为大家把他当做西方间谍。人们也多次用这种话来说我。

说到小说的凄凉，我同意。但是，幽默是一种走出凄凉的方式。当人们说这部作品凄凉时，我会问他们，难道它不好笑吗？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幽默。至少，这是我的初衷。

采访者

你对小说的执着让你陷入了麻烦。你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麻烦。它意味着感情联系的断裂。代价太高了。

帕慕克

不错，但这也是一桩好事。当我在外旅行而不是一个人坐在桌边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感到沮丧。而当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创造时，则会感到快乐。这是一种执着，不仅是对我从事的艺术或技艺的执着，还是对独居一室的执着。我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并相信我写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发表，我的白日梦能实现。我需要在桌边独自坐上几个小时，有好书、有好笔，就像有些人需要药片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一样。我对这些习惯有一种执着。

采访者

那么，你在为谁写作？

帕慕克

人生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写过七本小说。在我死之前，我还愿意再写七本。可是，人生短暂。为什么不多享受一点人生？有时我还真得强迫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些？这一切有什么意义？首先，如我之前所说，在房间里独处是一种本能。第二，我内心有像孩子一样争胜的一面，我想尝试再写出一本好书。我越来越不相信作家的永恒性。我们现在很少去读两百年前的书了。事物变化太快，今天的书可能一百年后就被人遗忘了。到那时，还会有人读的书将微乎其微。两百年后，今天写的书也许仅能存活五本吧。对自己在写的作品是否会是那五本书之一，我有把握吗？但这是写作的意义吗？我为什么要担心两百年后有没有人读我的书？我难道不应该更多地去为生活担忧？将来会有人读我的书——这种安慰我需要吗？我考虑着所有这些事情，但仍继续写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从不放弃。而我们的书能对将来产生影响，这类信仰则是我们今生快乐的惟一慰藉。

采访者

你在土耳其是一位畅销作家，但是你的书在国内的销量不如在国外。你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更广阔范围的全球读者？你现在是在为不同的读者写作吗？

帕慕克

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再是单纯的国内读者。甚至在我刚开始从事写作时，我就想抓住更大的读者群。过去，我父亲常在他的一些土耳其作家朋友背后数落，说他们“只对国内的读者说话”。

这里有个问题：要对自己的读者群有觉察，不管是他们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现在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最近的两本书在全世界平均有五十万读者。我承认，自己已能觉察到读者的存在。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从未刻意做什么事情去满足他们。而且我相信，假如我那么做的话，我的读者就会感觉到。从一开始，我只以写作为自己的职业，而一旦我觉察出读者对我有所期待，我就会逃之夭夭。甚至我遣词造句也是如此——我先让读者有所期待，接着却让他惊讶。这也许就是我喜欢长句子的原因。

采访者

对大多数非土耳其读者来说，你的作品的新颖很大程度上和土耳其背景有关。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土耳其国内环境下有什么独到之处？

帕慕克

有个问题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之为“影响的焦虑”。像所有作家一样，我年轻时也有这种焦虑。三十出头时，我一直在想，自己是否受到托尔斯泰或者托马斯·曼太多的影响。我曾在第一部小说里就致力于追求他们那种温文尔雅、贵族式的写作风格。最终我发现，尽管我沿袭他人的技巧，但是我工作于此的这部分世界离欧洲非常遥远，至少当时看起来是如此，而且，我努力在一个如此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气候下吸引了如此不同的读者。这表明了我的创意，即便这种创意来得太过轻松。它同时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这些技巧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并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