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7/11页）

另一方面，这一模仿主题也反映了土耳其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所感到的脆弱。写完《白色城堡》之后，我认识到这种忌妒，这种害怕受到他人影响而产生的焦虑，与望向西方的土耳其所处的地位确有相似之处。你知道的，土耳其渴望西化，可是又被人指责不够真诚。它既想抓住欧洲的精神，又对自己这种模仿的冲动感到内疚。这种情绪的起伏会让人联想到兄弟间的竞争关系。

采访者

你相信土耳其东方与西方两种冲动之间的持续冲突能得到和平地解决吗？

帕慕克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土耳其不要为有两种精神、属于两种不同文化、有两个灵魂而感到担忧。精神分裂症可以让人聪明。你可能会失去和现实的联系。我是个小说家，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坏事。但是，你不应该为自己的精神分裂症担心。如果你过于担心身体的一部分会杀死另一部分，那么你只会剩下单一的精神。那就比精神分裂症更糟糕。这就是我的理论。我试图在土耳其政界、在要求国家必须有统一灵魂的政客们之间宣传我的理论。我要指出，他们的做法要么属于东方，要么属于西方，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我是在批评那种一元论的世界观。

采访者

这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土耳其是怎样消退的？

帕慕克

民主、自由的土耳其思想越确立，我的想法就越能被人接受。只有带着这样的憧憬，土耳其才能加入欧盟。这可以反对民族主义，也可以反对将“我们”与“他们”进行对峙的过激之辞。

采访者

但是在《伊斯坦布尔》里，从你对城市的浪漫刻画看来，你似乎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消失而哀伤。

帕慕克

我不是在为奥斯曼帝国哀伤。我是一个西化主义者。我为西化过程的进行而高兴。我只是在批评精英统治阶层（既指官僚，又指新富）对于西化的认识很片面。他们缺乏必要的信心去创建一个富有自己象征和仪式的民族文化。他们没有努力去创造能有机结合东西方的土耳其文化。他们只是把东西方的事物摆在一起。当然，强大的本土奥斯曼文化还存在着，但是它在一点点地消失。统治阶层需要做的，而且怎样做都不为过的，是要发明这样的一种本土文化：它是东方的过去和西方现在的结合，而不是想像。我在自己的书中试图做同样的事情。也许新一代的人会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加入欧盟，却不会破坏土耳其身份，相反能让它繁荣昌盛，并给我们更多自由和自信来发明一种新的土耳其文化。无节制地模仿西方，或者无节制地模仿死去的奥斯曼旧文化都不是解决方法。我们都应该对这些事情作点贡献，而不应该担心自己更倾向于他们中的哪一方。

采访者

然而在《伊斯坦布尔》里，你好像认同国外、西方对你自己城市的看法。

帕慕克

但是，我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西化的土耳其知识分子会认同西方的眼光——伊斯坦布尔的形成是一个认同西方的过程。这种对立总是存在，而且你也很容易认同东方的愤怒。每个人都可能有时是西方人，有时是东方人，实际上他们永远是两者的结合。我喜欢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思想，但因为土耳其从来不是殖民地，所以土耳其人要浪漫地表现土耳其，这从来不是什么问题。西方人不会用羞辱阿拉伯人、印度人的方式来羞辱土耳其人。伊斯坦布尔受侵略的时间不过两年，敌人的船只怎么来又怎么回去了，所以国家精神并没有留下深深的疤痕。而真正让国家留下深深疤痕的，则是奥斯曼帝国的消失。因此，我并没有那种焦虑，那种被西方人小看的感觉。虽然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人因为想西化却又不够彻底，所以产生了一种威慑心理：它留下了一种文化低劣的感觉。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这种感觉我有时候或许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