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5/11页）

军事政变后不久，我不想变得消沉，于是开始写第三本书，就是你提到的那本书，《寂静的房子》。1982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正在写它。《杰夫代特先生》反响很好，这意味着我当时正在写的书也可能获得出版。因此，我出版的第二本书，其实是我的第三部作品。

采访者

为什么在军政府统治下，你的小说不能发表？

帕慕克

因为书中的人物都是上层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父母去夏日避暑胜地度假，他们有富丽、宽敞的房子，他们很享受地做着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战斗着，彼此间相互忌妒，他们还策划要炸死首相。

采访者

富有的革命圈子？

帕慕克

上层社会的青年有富人的习惯，他们假装极端激进。但我并未对此作道德判断。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以某种方式浪漫地表现我的青春生活。用炸弹袭击首相的想法已经足够让这本书遭禁了。

因此我没能写完这本书。而人在写书的时候，自己会发生变化。你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不能把以前的自己延续下去。作家写的每一本书，都体现了他自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人的小说可以被看做他精神成长中的里程碑。所以你没法回到过去。一旦小说的弹性没了，你就再也无法让它动弹。

采访者

你拿思想作实验时，怎样选择小说的形式？你是从一个意象、从第一个句子入手吗？

帕慕克

没有一定的公式。但是我力求每部小说都要以不同的方式写成。我试着改变一切。因此很多读者告诉我，我喜欢你这本小说，可惜你别的小说不是这样写的；或者说，我从来不喜欢你的小说，直到你写出这一本。关于《黑书》，我听到的这类谈论尤其多。事实上，我讨厌听这种话。在形式和风格、语言、气氛和角色，以及对每本书都加以不同考虑等方面作实验，这既是好玩的事，又是挑战。

我每本书的主题可能有多种来源。通过《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我想写自己想当画家的雄心壮志。第一次开头并不成功。我想用这本书专门来写一个画家。然后我把这一个画家变成了在画室一起工作的许多画家。视角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还有其他的画家在说话。起先，我考虑要写的是一个当代画家，但是后来，我想到这样一位画家与西方的关系太多、受西方的影响太大，于是我及时收手，改写细密画家。我就这样找到了我的主题。

有些主题需要特定的形式创新或者讲故事的策略。比方说，有时你刚看过某些东西，或者读过某些东西，看过某场电影，读过一篇报刊文章，你会想，我要让土豆说话，或者让狗、让树说话。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你会开始考虑小说的结构对称和连续性。你会感觉：棒极了，以前没人这么做过。

最后，对于方方面面，我总是要作多年的考虑。我可能想到某些想法，然后会把这些想法讲给亲密的朋友们听。对于想写的小说，我准备了很多笔记本。有时我没有写这些小说，但是一旦打开某本笔记，并开始为写小说做笔记，那么我就很可能会写这本小说。因此，写完一部小说后，我的心思会投入计划中的某个作品上去。一部作品写完两个月后，我就会开始写下一部作品。

采访者

许多作者从不讨论正在创作中的作品。你对此也保密吗？

帕慕克

我从不谈论故事情节。在正式场合，如果有人问我在写什么，我会千篇一律以一句话作答：我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土耳其。我只对极少数几个人敞开心扉，而且我要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才行。我做的事就是谈论些小玩意儿。例如，我会让云彩说话，等等。我喜欢看人们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都是些孩子气的东西。在写《伊斯坦布尔》时，我常做这种事。我的想法和嬉闹的小孩相似，努力想向父亲表明他有多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