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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
“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